钩沉 | 《时代画报》的“摩登”之变

《时代画报》最初是由中国美术刊行社出版的，可能是当时除了《良友画报》外第二份大的画报。这份画报和上海1920年代末和1930年初的都市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代画报》从1929年到1937年总共出版了8卷，每卷12期。画报名字和编辑队伍及版面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改变了好几次：最初叫《时代画报》，从第4期开始与《上海漫画》合并变成《时代》。一开始是月刊，后来改成双月刊，后来又变成月刊。《时代》的编辑和作者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漫画家，另一部分是作家，他们在画报建立之前就是一起活动的好朋友。

《时代画报》的英文名字叫Modern Miscellany，用当时比较时兴的词“modern”直接翻译过来。1930年代，上海作家章克标（1900—2007）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摩登”这个词：

摩登这个词，modern的译音，这是一个英国字，也是近代，现代，当代等等解析。笼统地讲起来，摩登是近代的，现代的，所以必是新式的，反抗旧式的，破坏一切传统道德和习惯，轻蔑现成的即成的信仰，忽视因袭的风俗，是摩登所必具的。凡是新的都是好的，凡是旧的都是不好的，是摩登人物不可少的信仰……那么现代又是一个高速度的时代，飞机、汽车、电话，电报，扩展了空间，延长了时间，一切事物的变，变得非常之快，摩登也就不能安闲了。高速度才是摩登的……

章克标的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上海知识界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典型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对上海在构建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期待。

从整体来看，画报集中于对文化生活的报道。从一开始到1931年，对政治时事虽有涉及，但关注度较弱。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之后，特别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闸北遭到轰炸之后，画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对时事，尤其是日本侵犯上海的报道。

随着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危亡变成当务之急的问题，《时代》对“摩登”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章克标在这一时期为《时代》所写的文章《向单纯行进》中谈到：

摩登的含义绝不是现在一般社会上所派给的那么浅薄、轻浮和淫荡，摩登实在自有他的真实的、深广宏大的意义……摩登绝不是只要穿了新鲜的衣裳，涂了雪花膏，喷了香水就可以了事的……真的要做个摩登青年，先要接受摩登精神的洗礼，那么他的行为、思想、心智一切都会自然和摩登一致。

那时起，“摩登”要求青年们不仅仅要时髦，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精神要有一定的了解。

图①

从版面上呈现的内容来看，上海本地及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开始在画报上出现。画报特地邀请当时在上海的沈逸千作为特约摄影记者前往西北。那时，无论是民族资本工业还是国家政府，都对西北的开发抱有一种期望。当时民间和政府组织了很多西北考察团。当时沈逸千就先参加了陕西西北考察团，《时代》辟出一个专栏，长期追踪他们的考察情况（图①），在好几期画报中进行报道。沈逸千在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立即在上海美专组织了国难宣传团。作为负责人的他，带着美专学生跑到西北抗日最前线，以他们的画作、漫画、摄影和其他形式宣传抗日，唤起人民对抗日和国家危亡的急迫感。他们还沿途举办了很多国难宣传画展，包括在青海、内蒙、北京、河北保定、南京等地，最后回到上海举办汇报展览。《时代》作为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和西北考察团的支持者，在这个时期对这些活动做了系列报道。美专国难宣传团当时还采访了抗日将领冯玉祥（1882—1948），沈逸千为冯玉祥画了一幅漫画，冯玉祥为沈逸千写了一首诗，《时代》对这些都做了专题报道（图②）。这些都是《时代》为自己的“摩登”之变所作出的努力。

图②

从封面来说，在国家危亡关头，一向主打美人美物的《时代》，将抗日将领、特别是在上海积极参与抗战的将领形象搬上了封面。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抗战持消极态度，并没有积极建立起抗战的立场。当时很多城市爆发了抗日救亡运动，《时代》接连几期进行了报道，还报道了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满洲地区被侵略的情况。此外，《时代》还拨出专栏，报道了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

图③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道政治事件及其他推崇爱国思想的事件时，《时代》也没有忘记对美的追求。比如，在提倡使用国货时，画报引导读者穿着中国材料的服装或民族式样的服装，与画报向读者展示国际摩登服饰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区别（图③）。在宣扬美的同时，巧妙地与当时的政治需要结合了起来。再如，原来《时代》关于美术或艺术的报道，强调的是对西方和现代性的认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画报开始转向对本民族经典艺术和文化的关注，出现了对中国传统绘画、中国考古文献的报道。一些去国外展览的中国现代绘画，以及国画团体赴外参展的活动报道（图④）也都出现在画报中，目的是提高中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

图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