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 | 许姬传:梅兰芳绘画记

发表于:2023-07-26 编辑:晓钟

文/许姬传


当梅兰芳先生逝世周年时,梅兰芳纪念活动委员会向报刊提供、发表了一批梅先生的绘画遗作,“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会场中,也陈列有他的遗画,有些朋友向我打听梅先生学画的经过,向哪些画家学过画,哪些画是在北京画的,哪些是南迁以后的作品,尤其想要了解梅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怎样卖画为生,以及举行画展的情况。


现在就我记忆所及谈一谈,其中有我目击的,有些是梅先生日常谈到的,也有别人转述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梅先生的画是在极艰苦的环境里锻炼出来的。

 



梅先生学画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1913年、1914年,他两度赴沪演出,载誉而归。在上海和老画家吴昌硕结为忘年交,吴昌老赠送梅先生的花卉画,引起他绘画的兴趣,回京后就开始他的绘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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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

 

1920年,梅先生又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北归前向吴昌硕来辞行,吴当场画了一幅墨梅图相赠,并在画上题诗二首:


翾凤舞袖翠云翘,嘘气如兰堕碧霄。

寄语词仙听仔细,导源乐府试吹箫。


画堂崔九依稀认,宝树吴刚约略谙。

梅影一枝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

 

梅得画大喜。昌老还刻了“清到梅花”的小图章,送给梅兰芳的元配王明华。诸贞壮有记事诗云:


缶翁近为写疏梅,貌取清闲亦费才。

缀玉更题轩榜字,谁呼白石老仙来。

 

昌老的儿子吴东迈画师曾对朋友谈起过:“兰芳每来拜谒,执礼甚恭,有一次,父亲送他上车后,还指着行驶着的汽车背影说:‘读书人里,象他这样文质彬彬的还不多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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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便装照片


第二年,吴东迈到北京,梅先生画了一把花卉绶带鸟的扇子送给他。昌老在上面写了跋语:“客岁春夏间,畹华来沪,有过从之雅,尝作画奉贻,别去匆匆逾年矣。迈儿归自京师,出画扇,则畹华之贻画尤美妙。当设色写生时,必念及缶庐颓老,重可感也。迈能珍视之,沤尹(朱古微别号)日:是亦善承缶旨也。辛酉大暑日书此一笑,时缶年七十八。”以后,朱古微、况夔笙还在上面题了【浣溪沙】留念。

 

1922年梅兰芳再次来沪演出时,专门宴请吴昌硕等海上名家欢聚一堂,饮酒作诗,游园绘画。吴当场与人合作了手卷《香南雅集图》,王国维、陈三立、沈曾植等纷纷在画上送诗作跋。

 


当梅先生找出祖父梅巧玲遗下来的画谱画具临窗学画时,罗瘿公建议请王梦白来教画。以后,王先生就按时到缀玉轩授课,他画宗新罗山人,花卉、翎毛、草虫、山水、人物都能画。梅先生认为花卉、翎毛、草虫对选择戏剧服装的图案、色彩有帮助,就一花一叶、一羽一爪地用心学习。王先生还告诉他,临摹古人范本,为的是打基础,同时,也要观察自然景色,生物动态,作为写生资料。

 

有一次,梅先生到王梦白家里,看见大笼子内装了各种小鸟,王老师抓起一块土疙瘩往笼里一打,趁着鸟一惊,去看它们起飞、回翔、并翅、张翼的姿态。梅先生还常常约他到香山的别墅里小住,王先生近观远眺,凝神领略山水树石的气韵,捉住螳螂、蝈蝈,反复端详。他对梅先生说,这些都是天然的画稿。

 

梅先生虽从过许多老师学画,但他们大半是不定时授课,也不受酬报的,只有在他们开画展时,选购作品,以表微意。据我知道,陈师曾先生逝世后,梅先生除厚送奠仪外,还购买了不少遗作。但对王梦白每月致送束脩30元。他说:“我学皮黄是吴先生(菱仙)开蒙,昆曲是乔(蕙兰)先生,学画的开蒙老师是王先生,先入为主,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不小的。”

 

梅先生画佛像是向陈师曾、姚茫父学习的,他画的《达摩面壁图》,就是根据姚先生摹金冬心的画本,所以梅先生常说,也是冬心先生的再传弟子。搬到上海后,书房里挂着金冬心隶书“梅花诗屋”斋额,有时还悬挂金冬心画的《扫饭僧》和《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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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宅“梅华诗屋”斋额


梅先生画工笔佛像,以摹古为主,1921年(辛酉)的秋天,我的堂兄许伯明请梅先生画一张佛像送给他做生日礼。一天,梅先生把家藏明代丁南羽(云鹏)画的一幅罗汉作为参考,临窗作画。


刚画了一半,陈师曾、罗瘿公、姚茫父、金拱北、汪蔼士等都来了。梅先生说:“诸位来得正好,请来指点。”他凝神敛气画完了这张佛像。金拱北说:“我要挑一个眼,这张画上的罗汉,应该穿草鞋。”梅先生说:“您挑得对,但罗汉已经画成,无法修改,那可怎么办?”金先生说:“我来替你补上草鞋。”他拿笔在罗汉身后添了一根禅杖、一双草鞋挂在禅杖上,还补了一束经卷。大家都说补得好,金先生还在画上写了几句跋语:“畹华画佛,忘却草鞋,余为补之,并添经杖,免得方外诸君饶舌。”这幅画,后来曾被日本书画展览会借到东京展出。

 

1926年(丙寅),梅先生曾画了《普贤像》,送给冯幼伟先生祝寿,这张画是普贤菩萨骑在大象上,画笔工细,设色繁缛,这是他在演出频繁时,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上面有罗瘿公的弟弟罗敷庵写的小楷《普贤行愿品》。这时,梅先生的画学已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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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普贤图》

 

梅先生对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最感兴趣,陈先生创作这些画时,曾和梅先生商榷过题材,有些就是在缀玉轩画的。以后,梅先生曾借原本选临过《跑旱船》、《鼓书》、《骡车进香》等几幅册页。

 

有一次,梅先生请齐白石先生到缀玉轩来教画。白石老人对他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见你画的佛像、花鸟进步了。”梅先生说:“我是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的草虫、游鱼、虾米就象活的一样,今天要您画给我看,我来替您磨墨。”白石老人笑着说:“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梅先生说:“那现成,一会儿我的琴师就来啦。

 

梅先生追忆当时的情景说:“齐先生从笔筒里挑出画笔,在笔洗里轻轻一涮,蘸上墨,就画草虫,他的小虫画得那样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地要爬出纸外的样子。他下笔准确的程度和速度都是惊人的。还有一个特点,那天画了半日,笔洗里的水始终是清的。我记得另一次看他画一张重彩的花卉,当时他也受了吴昌老的影响,喜欢用西洋红,大红大绿布满了纸上,但画完后,洗子里的水还是不大浑浊的。”

 

那天,齐老先生落笔的时候,还把一些心得和窍门讲给梅先生听。事后,白石老人写了两首记事诗: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

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

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另一天,某人家里唱堂会戏,梅先生看见白石先生坐在后面,没人理会他,就把他搀到前排坐下。大家觉得很诧异,梅兰芳为什么恭敬地招呼这个衣服朴素的老头子?有人问梅先生:“这是谁?”梅先生故意提高了嗓子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白石老人为这件事作了一首诗: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

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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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与梅兰芳


在北方的画家中,梅先生早于清末时就认识了半丁老人,但从他学画是在辛亥以后,梅先生还曾向陈老先生学刻印章。这次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举行的“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陈列着一方“梅畹华”阴文石章,就刻着“辛未冬日半丁篆、梅畹华刻”的边款。据徐兰沅先生说:“畹华从美国回来后,1931年曾在北京创办‘国剧学会’,地址就是现在的晋阳饭店,他除了按期给学员讲课外,每天下午到那里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大家一起作画、刻图章,还曾给我刻过一方图章。”

 

有一时期,梅先生画画入了迷,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无所不画。他还打算把自己培植的牵牛花名种和心爱的鸽子,都为它们写照。有一位朋友提醒他说:“唱戏是你的本行,绘画就是票友了,如果这样废寝忘食地作画,恐怕影响本业。”梅先生听了悚然有悟,此后就适可而止。

 


“九一八”以后,梅先生举家迁沪,剧团仍留北京,每年只有一次在上海或外埠演出。他把有余的时间用来绘画、拍曲、补习英文。规定星期一、三、五下午两点至3点,请一位英国老太太教英文;4点钟,俞振飞、许伯逎带了笛子来拍曲、度曲;星期二、四、六,请画师汤定之教他画松、梅。

 

梅先生最爱汤老师画的傲骨嶙峋的苍松。有一天,他听到汤先生在家里画丈二匹的大松,就赶去看他作画,还帮着磨墨,因为画案小,只能把宣纸铺在地毯上画,汤老师一边画,一边传授心得。他说:“画大幅要结构紧凑,不能有松弛之感,画小幅要有寻丈之势,小中见大。”


梅先生认为这个道理与戏曲表演相通,譬如《霸王别姬》的舞剑,在大台上要使观众不觉得空,小台上要放得开,使人不感到局促,但这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锻炼,火候到家,才能得心应手,小大由之。

 

梅先生那时对工笔仕女画发生更大的兴趣,汤先生是不画仕女的,他就专心摹古。他的同庚兄吴湖帆(按当时有甲午同庚会,梅先生、周先生都在会)送他一套宋人《捣练图》的照片(按:《捣练图》早已流出海外,国内只存照片和印本),梅先生又搜购了改七芗、费晓楼的墨迹和珂罗版画册。他认为宋元人画仕女,大都是胖女人,着色方面有额、鼻、下颏“三白”的画法,早年旦脚化妆也近乎“三白”,现在看起来就感到不合时宜。他只吸取古人勾勒衣纹、线条的笔力,开脸则参考清代改七芗、费晓楼的画法,根据自己的化妆经验,画出他心目中喜爱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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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霸王别姬》后台照片


1936年(丙子)初夏,梅先生的老友冯幼伟的夫人施碧颀40岁生日,他画了一张仕女为她祝寿,冯夫人看了说:“那年您给六爷(冯幼伟行六)画的《普贤菩萨》,花了一两个月工夫,细致极了,这张道姑打扮手拿拂尘的画,恐怕一个黄昏就画出来了。”梅先生说:“这10年里,我的画长进了,我觉得比普贤像画得自然。”老友吴震修眼睛看着壁上挂的普贤像、仕女画,带笑说:“这两张画都是精品,但我更喜欢这张道姑,因为人比菩萨更有意思,你可以说她是《玉簪记》里的陈妙常,也可以当她是《红楼梦》里的妙玉。”


去年梅先生逝世后,梅夫人福芝芳和我的弟弟许源来到上海向亲友征借遗墨,梅夫人亲自向冯夫人借来这张仕女,带回北京。阿英、孟超诸同志到护国寺街梅宅选画,准备在周年纪念时复制出版,大家认为这幅仕女神韵淡雅,笔墨简净,是梅先生中年的代表作,就选中了它。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梅先生回到上海,留起胡子,杜门谢客,以画自遣。当时他的经济情况渐入困境,北京的住宅已经卖掉,倚靠银行透支和变卖古玩来维持生计。


有人劝他卖画为生,梅先生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他就在仕女、花卉方面用功夫,许多朋友把收藏的陈老莲、新罗山人、恽南田、方兰坻、余秋宝、改七芗、费晓楼的真迹借给梅先生临摹。


梅先生作画的时间,大半在午夜以后,而那时候几乎每天有空袭警报,夜10点钟起停止供电。他买了一盏铁锚牌汽油灯,这种汽油灯当年专销农村,它可以挂在墙上,也可以摆在桌上。


梅先生亲自把“梅花诗屋”的呢质窗帘拉严密,点上汽油灯,然后沏一壶香片茶,就研墨调色,伸纸落笔,常常留我住在书房,看他作画。当我一觉醒来,东方发白,他还在凝神挥毫作画,毫无倦容。


他搁笔对我说:“我当年演戏找到窍门后,戏瘾更大,现在学画有了些门径,就有小儿得饼之乐。”梅先生在那种环境里,轻易看不到他的笑容,只有在画兴淋漓时,才得到了安慰。

 

有一天,我看见他手上扎着纱布,问起原因,他说:“昨晚画出了神,手指碰到汽油灯上,烫起一个泡,这一星期不能画了。”以后,手上有一个小疤,他常常伸出手指笑着说:“这是我在艰难岁月里学画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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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在思南路梅宅作画


1944年(甲申)的端阳节边,汤定之、吴湖帆、李拔可、叶玉虎、陈陶遗诸位先生,不期而遇地都在“梅花诗屋”见了面,梅先生拿出他的画请大家指点,李拔可说:“你的画大有进步,何妨开一个展览会。”梅先生问吴湖帆、汤定之两位老画师:“我的画能卖钱吗?”汤定之说:“行!不过开展览会,总得有200件画才像样,而展品又必须挑选比较精致的,你还要加工多画。”吴湖帆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玉虎先生近来画竹的兴趣甚浓,你们如果合开一个展览会,就显得热闹。”叶玉虎说:“我画竹,兴到为之,存画不多,只能参加一部分。”汤定之还建议,叶、梅二位可以合画梅竹,或者“岁寒图”。陈陶遗对梅先生说:“可以挑出你画的精品,找人在画心上题词,以壮声势,我先报名。”在座的人都说:“我们可以效劳。”当时,这些老朋友都知道梅先生的经济情况很不好,所以怂恿他开画展。


梅先生得到了鼓励,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积极作画。1945年春天,借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举行了画展。画展中包括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还有一部分是和叶玉虎合作的梅竹,以及与吴湖帆、叶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

 

摹改七芗的《双红豆图》上面吴湖帆题词说:“玉壶双红豆图为蒋生沐所作,梅兄可谓摄神之作。”这幅画当场有人复定了五张。还有梅先生画的《天女散花图》也是复定的对象。另一幅《纨扇仕女图》,吴湖帆题:“……近作已入六如、老莲门庭,骏骏度玉壶前矣,惊叹观止。”这幅画中人的眉眼神态,大家都说颇似作者的舞台形象


有人问梅先生是否把自己当作蓝本?他笑着说:“有些画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某种神情画了出来,但并非有意为之。譬如1918年(戊午),徐悲鸿先生替我画的《天女散花图》是拿我的照相作蓝本的,部位准确,面貌逼真,但一双眼睛,就像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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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天女散花图》

 

那次展出的一百七十几件展品中,售去十之七八,连照样复定的画件在内,可以说是全部出脱了。

 

最近,“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陈列的遗作,大部分是梅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寓意遣兴之作,藏之箧中,不轻示人的。他在一幅设色《牵牛花》上题道:“曩在旧京,庭中多植盆景牵牛,绚烂可观,他日漫卷诗书归去,重睹此花,快何如之。”当时日本尚未投降,梅先生已有漫卷诗书之想,足见其对抗战胜利,具有信心(这张画和前面谈到的仕女画由荣宝斋木刻套色水印同时出版)。

 

摹姚茫父的《达摩面壁图》梅先生前后画过七八张,但在乙酉年(1945)春画的那张上却题了语意双关的一偈:“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从这四句题词里,可以想象到梅先生在那样艰苦环境里,却充满着乐观情绪。

 

年冬,一个风雪的寒夜,梅先生在卧室里听短波无线电,突然走到外间来,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刚才无线电里报告好消息,日本又吃了一个败仗。”他拿出一瓶薄荷酒请大家喝,自己也喝了一杯,就提着汽油灯下楼,画了一幅梅花,题作“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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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春消息》


一张松树斗方,梅先生题了前人诗句“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借以自励。当时,戏馆老板知道他手头窘迫,常来纠缠,要他演出。他们说:“您只要松松口说声‘唱’,‘条子’就来啦,何苦干耗着挨饿。”梅先生淡淡一笑说:“谢谢您的好意,我的嗓子真不成啦,唱砸啦,彼此都不好收场。”


新中国成立后,梅先生回到北京,与齐白石、陈半丁、汪蔼士三位老师见了面。白石老人在庆林春预备了丰盛的酒筵为他接风,半丁老人做了精致的家庖,欢然话旧。


1955年初夏,梅先生特约了齐、陈、汪三位老师畅游颐和园摄影留念。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拍摄的影片里看到他和几位画家啜茗清谈的镜头。梅先生作画,从南迁后,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甲申、乙酉(1944-1 945年)两年间画得最多,可以说是他一生绘画的高潮。每当有些朋友夸他画得好,向他求画时,他却谦逊地说:“我不过是个小学生,还早得很呢。”


梅先生的精神面貌,不仅从他留下的影片、唱片、著作中可见一斑,他的艺术思想和威武不屈的凛然节操,也可以从绘画里体现出来。



《光明日报》1962年9月6日




——来源 | 梨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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