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是有清一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绘画、书法、篆刻、著书皆擅。不过他身世悲惨，14岁母亲去世，24岁父亲去世，34岁女儿、妻子相继去世。55岁时，续弦陈氏又先他而去。丧乱之极，仕途也不顺。赵之谦毕生愿望就是当官，不过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直到30岁在恩科乡试中才算中举，正准备北上参加会试一展拳脚，却因战乱而搁浅。但是他不放弃，花钱捐了个官，可仕途的天花板也不过是个偏远县级干部，最后还死在任上。信中提到日夜图谋筹款捐官事宜，潘祖荫还赞助了一百金。
所以众人对赵之谦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苦”字，这种印象又因为他最为人熟知的篆刻作品而深入人心。同治元年（1862）四月初，苦守闽中的赵之谦收到家书，得知妻女接连去世，悲痛交加。这年四月六日，他刻下了那方著名的“悲盦”印章，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字字泣血。从这一天起，赵之谦改号“悲盦”，以纪念共贫贱、交勉以义的妻子，铭志自己屡遭丧乱的悲苦人生。十月，他又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盦”一印，感怀痛失爱妻的悲切与凄苦。赵之谦的刻书情缘——由赵之谦致戴望、唐仁寿、潘祖荫信札说开来。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有关赵之谦的刻书，郭立暄先生有专文论述，前后可分3个阶段：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年（1884），可谓是一生不离刻书事，于文献整理与传承有卓越贡献。其中对赵之谦刻书有过帮助的人有孙古徐、潘祖荫、王晋玉、胡澍、戴望、沈容之、胡培系、张鸣珂、龙皞臣、鲍康、唐仁寿、许增、谭献等。上述除孙、张外，余皆见诸信中，如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提到“瓒公缘事撤任，子高之事此时更无须说矣。弟所得邹氏书中有论宫室制度者二卷，大足为尊著之助，此时未能钞寄。”即《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所言：“岁在辛未，溧阳王瓒公已补官上虞，寄书申约，乞岁损百金为刻书费，瓒公许我。明年壬申，得见新化邹氏《读书偶识》，欲持属瓒公。书未发，瓒公又缘事解职。时余亦以县令试仕江西，始遇攸龙皞臣，为刻邹氏书。”“龙皞臣”即致胡培系第4封信中提到“其人学问颇好，亦不附侯伯之说”者，被赵之谦视为同道中人。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著有《论语注》20卷，《管子校正》24卷，《谪麐堂遗集》4卷。赵之谦约于咸丰四年（1854）前后与戴望相识于杭州。本书中虽仅5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录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可证赵之谦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赵撰《续记》的目的在这几封信中也有清晰地表述：往在京师，曾与荄甫论《续记》大意，窃自谓引经决狱如堂上听堂下，无私许，无偏执，万人环伺，少具知识者自能悦服，其悍然不顾者皆愚顽之民，不足责也。此意即与昔之方姚、今之名臣大儒相反，而实确守观过知仁之法。邹鲁之学，本非濂洛关闽之学，可谓知者道，不能约慕羶之蚁说肉味，见逐臭之蝇戒粪秽也。以近来讲愚诬之学者，惯责人过，故方、姚派作志传以空衍为主，乃讳莫如深之妙也。弟等宗汉法述事，必从其实，则凡纤细琐屑，变故离合，须处处安置妥贴，既可以质鬼神，又以绝若辈三尺之喙，乃称绝谊，想兄必以为然也。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反理学”；既不主张“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麐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同气相求”“虚怀相接”。在第1封信中，赵之谦写到“当住过夏月方归”，又问到李善兰“已赴都否”“生此数十年中，仅见此举（指李善兰得保举事）尚有人理。昨读条议，则已废然，盖又是奔走门路之一”，这可能是他决心南归筹款的原因之一。次年七月初，赵之谦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给戴望的信中讲得很仔细，信末记“闰月六日”。经查，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同时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亦云：“前发书后即拟赴省，而酷暑困人，湿热上蒸，痰疾壅于肺鬲，致右耳聋，左耳亦大鸣……大约须出月方能至杭州。”据笔者考察，赵之谦在杭州的落脚点主要有曹籀家（宝善桥附近）、程六皆家、王晋玉家（四条巷）以及他在家书里提到的另外一处住址“太庙巷内，紫阳书院间壁，前临安县正堂陈公馆（即陈韵楼家）内，有‘会稽赵’门条。”他在信中提到“太隺先生《周易指》板存温州，已访得”。“太鹤”即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鹤田，号太鹤，浙江青田人。《周易指》是端木国瑚的名作，计有45卷，赵之谦离开温州后，一直在寻找雕版的下落，以谋再刷印。金陵书局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聚集了一批学者一起编书、刻书，尤其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之选。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他是钱泰吉的学生，追随其多年，得其亲炙，深研六书音韵之学，雠校经史文字疏讹舛漏，毫发差失皆能辨之。同治四年（1865），唐仁寿随钱泰吉的儿子钱应溥来到金陵。因书局正要谋刻《史记》，准备用周学濬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唐氏因此而荐入书局，声名益闻。后来，金陵书局谋刻《二十四史》，唐仁寿负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晋书》《南齐书》《后汉书志》等。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第一、二封当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是年三月，戴望病殁。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数事都在信中提及，皆吻合。信中提及“李仲约学使”，即李文田（1834—1895），字佘光、仲约，号芍农、若农，广东广州府顺德人。他是咸丰九年（1859）的探花，最后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同治九年（1870），任江西学政。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南昌觅得《西岳华山庙碑》本（一说宋拓，一说元拓），请赵之谦“补摹阙叶九十六字”，“越一年重治成”，又请赵之谦题记，此即为“顺德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目前“顺德本”前有赵、李题记各一，从书迹上看，李氏运笔似受到赵氏的不少影响。第1封信中说：“其时正值学使李公试毕返省，又兼有阅经训卷差，终日奔走。”又为戴望遗作《颜氏学记》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学使即须逊让，然亦难得，不作序无碍也。”根据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学政，与赵之谦有密切往来。第2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舆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啸老”即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啸山。他是金陵书局中最为年长的学者，自同治二年（1863）入局襄校《王船山遗书》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冬辞局而去，前后达十年之久。曾国藩曾对门生洪汝奎说：“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赵之谦在江西通志局任职一年多后，深感“江西亦有书局，校书多土著。惟此间理学之乡，流弊有二，曰陋而悍。得先生（唐仁寿）来此，使后生或知校雠家法，功德无量也”。所以，以吴盐宪的名义写信邀请唐氏来南昌指导，言辞诚恳，足见殷切之情。不知后来有没有成行？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赵之谦在江西期间，除了为戴望刻遗集、为自己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还为邹汉勋刻《斆艺斋遗书》。此事在第六通信中提及，由攸县龙皞臣出资，赵之谦为之“著录次比”。《谪麐堂遗集》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刊成，《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分六集，于光绪六年（1880）刻成。《敩艺斋遗书》“全分亦发刻”，因赵之谦奉檄权令鄱阳，略有曲折，光绪四年（1878）冬由张鸣珂（1829—1908），字公束，号玉珊，浙江嘉兴人帮助完工。按照赵之谦自己在信中的说法：“来此（指江西）三年，惟此等事，为有实在处耳。”邹汉勋（1805—1853），字叔绩，号绩父，又号叔子，湖南隆回县人，咸丰举人，以博学名，五经、地理、音韵等，无所不研、靡所不究，著述宏富，是近代舆地学奠基人。赵之谦因认可他的学术理念，进而关注他的遗著。可惜，邹氏著作大多毁于同治二年（1863）“土匪焚其居”。赵之谦辑刻了五种：《五韵论》《读书偶识》《颛顼历考》《红崖刻石释文》《斆艺斋诗》等。由上可知，刻书是赵之谦念兹在兹的事，在他看来，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大事，尽管经济拮据，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力挽狂澜，匡正时风。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椠元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1864）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本书中仅一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张忠穆即张煌言（1620—1664），字玄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主将，前后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最后被捕，于杭州遇害，谥号忠烈。潘祖荫请赵之谦为三十三通张煌言的信札作跋，赵在跋文考证出张氏的信札“皆在濬时作”，并提到“札中言《保黎录》一书未得见，诸家记事亦鲜及之者”。赵还发现黏贴信札的用纸，“以日映之，为明尚书祁念东墓表，其文已阙，然亦有可广记闻者，疑是胜朝遗老收藏旧物，历数百年未经揭褾，真可宝贵。旧签题字，亦非数十年中手笔也”。赵之谦还因感佩张煌言的壮烈气概，在全祖望所辑年谱基础上撰成《张忠烈公年谱》，“闻疑载疑，愿有述焉。证诸本集，期可征信；旁及异闻，有资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诬罔，别为《年谱》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于九京也”。并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中，以传久远。赵之谦像《潘公墓志铭》这样碑版书迹，属于“铭石之书”；像《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这样的稿本，属于“章程书”；像此次整理的尺牍，属于“行狎书”。赵氏三体之间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铭石之书”端庄严肃，庙堂之气；“章程书”规矩齐整，自然遒丽；“行狎书”则下笔真率，出于意外。当然，赵之谦还有大量的书迹不能简单地归于“三体”之列，但内在的审美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万变不离此宗。因此，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尺牍除了文献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一自青年习书始至同治三年（1864），二自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年（1884）。目前看到赵之谦较早的书迹，如杭州博物馆藏的《卧龙山补松歌》，出入唐人端楷，初露颜字痕迹。而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元年（1862），则颜字味道越来越重，看到了何绍基的影子。尽管他在同治九年（1870）给魏锡曾的信中说：“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这段话似乎流露出与何绍基意见相左的味道，实际上寓含两层意思：一、同治九年（1870）时，他的书法已由“颜底”转到“魏面”了，且正在苦苦求变途中；二、何绍基运笔有特殊的手段，用“回腕法”，追求提按的起伏，所谓“虚灵”。而赵之谦追求的是以笔画平实为主，与何氏大相径庭。虽源出一宗，而支流各异，一以篆书用笔为入，一以隶书用笔为出。所以，“必致大争而后已”。事实上，赵之谦的“颜底魏面”书风是离不开何绍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书风影响的。有清一代，习颜书风贯穿始终。究其原因，颜真卿的人品与书法风格正符合清代士人的需要，其书法中所蕴含的“篆籀之气”又是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后，连接碑学与帖学的桥梁，习之者众，赵之谦也不例外。像本书中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自温入京赶考，虽试而不售，但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颜书转向北碑。其中取径于邓石如、包世臣的痕迹比较明显，可从以下他给魏锡曾的信中得到验证：此时始悟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同治三年春）书中之妙，山人尽之。书之外，妙亦无尽，山人未之有也。安吴包先生，山人弟子也，其于书已有得于书之外者，竟已不及山人。学非专不精，精且专矣，意未尽而力尽，天限之也，万事皆然。（同治三年二月）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赵之谦对邓、包书法下过功夫，并把二氏书法作为自己超越的目标。像他题《完白山人书司马温公家训残本》那路书风正是这几年的代表，洛阳博物馆藏有他致江湜书札二通也是同时期的写件，可资比较。而这次《跋张忠穆手札》与《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非常接近，此三件书迹与题跋、尺牍风格的区别，正是“章程书”与“行狎书”的区别。同治四年（1865），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一是阅碑带来的审美变化，二是人生苦闷所带来的对艺术的感悟。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称：“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甚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同治七年（1868），他给孙熹的信中也讲到“弟体原包氏、张氏，而心摹手追在郑文公，此后汉第一人也”。据他自言，北魏郑文公以及时人阎研香的书法是他这一时期书风变化的直接外因。目前所见他给孙熹写的楷隶书作品，以及本集中他给许增、宗源瀚、胡澍等人的书札，则明显看出赵之谦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赵之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等到赴任江西的机会。然而，环境并未变得对艺事有利，反而官场的倾轧、生活的困顿、身体的病痛，使得他封刀，也不见他在金石上的发现与建树。虽然求书画者接踵而至，但他内心已没了昔日的锐气与豪情，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已。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增加“无所顾忌”，只写我心。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而是一种一边写信一边哭诉的情景，后人读之，不禁同情三分。在江西任上致友朋同僚以及家书等，即是例证。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话来阅读本书所有信札，是最为贴切的。（原文刊载于《中国书法报》2021年3月23日第311期58版、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