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及其《安阳》
文/宗和
1925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成立，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
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证书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卓越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梁王陈赵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
1925年清华国学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李光谟供图）
今天，我们继续走近“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领略一代学人的风采与情怀。
李济（1896年—1979年）
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毕业后赴美国，次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23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旋应清华研究院国学研究所特约讲师之聘。
1928年，任中央研究浣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并兼考古组主任，曾先后主持夏县西阴村、安阳殷墟、济南龙山镇的考古发掘。1948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1955一1972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两度任该院院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族的形成》、《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及《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等。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格、赵元任被聘为导师，李济被聘为唯一的讲师。也就是说，李济是以大师身价、讲师头衔做了清华国学院导师。
在五大导师中，李济最年轻，受聘时年龄不足二十九岁，但薪酬并不比其他四位导师差。
当时，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与他签约在前，清华再聘协议则由校长曹云祥出面与毕士博商定，李济月薪由双方付给，当时教授月薪400大洋，弗利尔支付李济300大洋，清华支付100大洋。
罗志田写道：“李济比研究院主任吴宓整整多拿100块。论资格，当年清华的排名顺序，主任就排到最后。按拿钱来说，少拿100块，那时候不得了啊。”
左起：李济、杨杏佛、鲁迅
梁启超当时是“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衷于考古事业，但他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希望有人能在国学研究院开设此类课程，后来丁文江推荐了李济。于是，李济应聘清华国学院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等课程。
时至今日，说到清华国学院，人多不识李济，原因大概是他教的人类学、考古学并非“国学”，他是特约讲师。
彼时，陈寅恪的学问还“述而不作”；三十挂零的李济，平生志业尚未开展；王国维与梁启超已走到生命尽头；而研究院主任吴宓因反对清华教改和得不到学生尊敬仅仅一年多就率先告退……几位大师“同台唱戏”，但各不相同。相比之下，研究人类学的李济与治语言学的赵元任，思想观念略近。
第十五次殷墟考古现场
他是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使殷商成为信史。
他对中国考古学贡献卓著：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最后一项，“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
他一生坚持的原则：文物应属于公众，外国和个人都不应拥有文物。他终生不收文物，明白划分公私界限。他“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
李济反对凌虚蹈空，主张脚踏实地，因地制宜。他欣赏和赞同“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他坚持办博物馆端在“教育”，而不能搞成百货商店、商品陈列馆。他提出，“除了学校和图书馆念书，博物馆是实施实物教育的中心和研究学术的场所”。
李济（右一）陪同蒋介石、胡适视察
作为为中国现代重要的考古学家，李济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是以殷墟发掘为中心，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而其在1928年至1937年间于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缘起、经过、收获和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都集中在《安阳》一书中。
《安阳》 李济 著
《安阳》是一本向国外宣扬介绍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状况的入门指导。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安阳十五次发掘这项浩大工程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作了详尽叙述：对有关的历次田野发掘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以及采用方法的改进乃至整个考古组的历程作了清楚叨晰的介绍；对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麟和总结；这些都是这本书的重要特点。
应该说，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比较易懂、论述和史料兼备的书。
李济与董作宾在轨道车上
《安阳》共十五章。
前三章从甲骨文在晚清时期的发现及一些中外收藏夹的研究（代表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和近代考古学、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等田野工作方法的输入中国这两方面谈起，把现代中国考古学所由以形成的两条脉络做了扼要的介绍，阐明的现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绝非偶然。
第四至八章的内容是关于李济亲自领导和参加的史语所近五十年间安阳发掘的田野工作、出土物的整理保管和几次迁徙、室内研宄的开展和研完成果的出版等方面的叙述。在这几章里，李济用的不是写科学报告的方式，而是以第一人称来谈工作的经历。他从一个亲历者和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对20年代末直至70年代中期这几十年内考古组工作的种种方面（主要是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的成绩和胜利、失败和不足，作了详细介绍。李济作为一个认真严肃的科学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很忠实，很感人的。
1929年，李济在安阳
策九至十五章分别从安阳发掘与中国上古史和古史传说的关系的角度，以及截至70早代中期的研完成果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如：殷墟的建筑遗存， 经济生活，殷代的装饰艺术。谱系、贞人以及亲族关系的一些方面，祖先崇拜和对其他神祗崇拜的问题。最后还有一章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来源 |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