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纽约的城市复兴:多丽丝·弗里德曼的公共艺术项目

发表于:2023-08-30 编辑:晓钟

翻译/高雅


导 读:与传统艺术作品的展示空间—美术馆不同,公共艺术品的展示空间—城市有着自己特殊的维度、属性和气场。在系统介绍美国的“百分比法案”源流之后,本期“国际经验”专栏推出译文,聚焦纽约的公共艺术是如何巧借空间之力,从以城市为展场逐步进阶到用艺术复兴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突出的人物值得我们关注—多丽丝·C·弗里德曼女士。她是纽约市文化事务部、纽约市公共艺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也是“城墙”组织的领导人、纽约市公共艺术基金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两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她领导的这些机构通过公共艺术回收废弃城市空间,改善市民城市生活,将创新艺术项目与社区的实际需求紧密融合,并推动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在纽约颁布实施。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纽约和多丽丝·C·弗里德曼女士的经验,对当今城市空间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利用仍具有借鉴意义。我们看到,只有将艺术与空间精准搭配,才能发挥最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既为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也为城市空间的复兴提供了绝佳的触媒。


背  景

城市与艺术


20世纪60-70年代是充满争议的十年,对纽约来说,也是思想开放的十年。艺术家和创作者们开始把城市空间看作表达自己想法的场所,公共性、公共空间和公共艺术概念也在不断修正。艺术家们通过挑战公共空间的传统“纪念性”,在他们的创作和现实城市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联系,唤醒了一种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后现代意识。于是艺术领域开始拓展到城市。


此外,还有另一种动力影响着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那就是提升几乎没有社会意义的公共空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为扩大办公空间以应对金融市场的好转,纽约兴建了大批大型垂直商业综合体来代表城市的新经济特点。1961年颁布的纽约区划法规定,如果开发商的项目包括一般公众可以进入的新的开放的私人空间,开发商可以获得额外的建筑面积。于是十年间,超过500个这样的公共场所迅速出现在建筑物和街道中,导致了纽约市私有公共空间的大量产生。许多这样的广场自创建以来就没有使用过,处于过早废弃的状态。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和1979年两次财政危机的到来,施工过程中断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导致了大量空置空间的出现和现有公共空间环境的恶化。


当艺术领域的扩张遇到废弃城市景观,尤其是公共空间,成为许多艺术家渴望的行动领域。在这一时期,多丽丝·C·弗里德曼预见到了创造性实验和过时空间之间的有利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她领导了这一利用艺术复兴纽约公共空间的创新过程。通过她指导和创建的组织,包括文化事务部、城墙和公共艺术委员会,她以考虑空间和特定艺术类型关系的思路,为艺术家们能够重新利用有价值但被忽视的城市环境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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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68年,多丽丝·C·弗里德曼(中)和纽约公园雇员在中央公园办公室


第一阶段

文化事务部(1968-1972)

城市是美术馆


1968年,多丽丝·C·弗里德曼被任命为纽约市公园、娱乐和文化事务管理局最新成立的文化事务部主任。同年她与策展人山姆·格林一起制作了《环境中的雕塑》(Sculpture in Environment)。这是纽约市第一个关于公共艺术的大型项目,24位艺术家将29件雕塑作品放置在9个城市公园和15个公共和企业场所、建筑和广场。城市拥有的卓越空间被用作临时的、有时是永久的艺术舞台。弗里德曼对《纽约时报》透露了她对城市空间中艺术的独特感知:“在我们上班或日常事务中遇到的雕塑不再是属于画廊和博物馆的遥远物品,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在那个阶段产生了许多艺术品,如果这些作品是在没有具体地点的情况下创作的,弗里德曼就要通过选择合适的场景来赋予作品生命。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小喷泉去了哈莱姆区的公寓大楼,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破碎的方尖碑被放置在施格兰姆大楼前,大卫·斯密David Smith的Zig IV去了林肯中心,亚历山大·利伯曼Alexander Liberman的祭品和阿尔法被放在炮台公园。主要艺术家的作品在整个城市进行临时展览,托尼·罗森塔尔Tony Rosenthal在阿斯特广场的立方体阿拉莫被作为永久作品赠送给了这座城市。


然而,针对具体地点的项目引起了特别关注。虽然最初生产公共艺术作品的方法类似于传统的画廊策展——把公共空间看作一个与艺术品无关的中立平台—但不久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弗里德曼发展了一种特别的“反向”感受力,用于在城市环境中选择和安置艺术家(图2).她的团队要么为一个地方找到合适的艺术工作者,要么为一个艺术家找到合适的环境,但创作者和城市都从这种联盟中受益。艺术评论家欧文·桑德勒指出,这些展览“聚焦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艺术家对城市环境所能提供的空间的渴望与城市对艺术的需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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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环境中的雕塑作品选(1967),从左至右:

1.亚历山大·考尔德,《小喷泉》《带耳朵的三角形》,鲁诺露台公寓楼;

2.巴奈特·纽曼,《破碎方尖碑》,西格拉姆建筑;

3.亚历山大利伯曼,《祭品和阿尔法》,炮台公园;

4.乔治·里奇,《柱廊II 》,布莱恩特公园;

5.莱斯·莱文,《全明星演员》,时代生活大厦;

6.托尼·罗森塔尔,《阿拉莫》,阿斯特广场。


第二阶段

城墙(1968-1977)

城市是集体画板


城市艺术(CITYarts)成立于1968年,为艺术生产的社会性转变做出了贡献。该组织将艺术家和儿童聚集在一起,目的是创作以社区壁画为主的公共艺术品。其中包括对街道上的墙的使用,这些墙成了高水准现场绘画的绝佳空白画布。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J.M .卡普兰基金的副总裁琼·K·戴维森,弗里德曼后来接替了他的职位。


两位女士当时都被将城市作为一个集体画板来运作的想法迷住了。戴维森和弗里德曼见证了纽约市壁画运动的开端。弗里德曼解释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景观建筑师M·保罗·弗里德伯格首次将艺术家引入城市设计过程。弗里德伯格受纽约市公园部的委托,将十块堆满垃圾的空地改造成袖珍公园。由于他的意图是为这些地块提供一个满足人类社会、身体、心理和教育需求的环境,弗里德伯格请求包括塔尼亚[塔蒂亚娜·勒温]在内的许多艺术家合作。塔尼亚在布鲁克林常青大道10号的第一个委托于1967年4月完成,是第一个专业的非商业性的纽约市的户外壁画。此后,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兼城市规划师大卫·布罗姆伯格鼓励艺术家们改变城市贫困社区的氛围。按照房东的要求,他请艺术家艾伦·达·阿肯杰罗(Allen D'Arcangelo)在曼哈顿东9街340号一片布满碎石的空地旁边画了一面四层楼高的墙。”这些创造出来的虚幻景观对社区和城市产生了极其积极的影响,它的成功迅速推动了新的城墙项目。


城墙公司成立于1969年,是一个管理墙壁艺术项目的非营利组织,由来自州政府、联邦艺术委员会或私人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琼·k·戴维森观察到:“纽约的纪念性彩绘墙壁是这场让城市更适宜居住的战斗的旗帜……城市墙壁上的绘画赋予日常生活一点欢乐和愉悦,代表了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运动,也是一种城市规划。”戴维森阐明了一个将艺术和城市结合起来的计划,并为它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一幅壁画可以增强它所创作的建筑的象征价值。它还可以使任何占用该建筑的公司受益,使他们脱颖而出,提升他们的公众形象,同时也改善了外墙的物理条件。197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指导下,城墙与Lever Brothers Company合作组织了一次大赛,设计Lever大楼的一面墙,这是1961年区划决议中的参考案例之一。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私有公共空间进行艺术定制是对这些作品的一个巨大推动。从那时起,壁画艺术家和有意将自己的位置与众不同并改善城市环境的私人公司开始了广泛合作(图3和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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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从左至右依次为:贾森·克拉姆和艾伦·达·阿朗杰洛的壁画,塔尼亚的壁画,Richard Anuszkiewicz的壁画,梅尔·佩卡尔斯基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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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理查德·阿努什凯维奇的壁画(上),诺克斯·马丁的壁画《维纳斯》(下)


城墙带来的建筑定制化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新城市环境,明亮的颜色覆盖了颓废的灰色外墙,打破了街区的单调,重新激活居民与场所的社会联系。纽约市突然开始以街头艺术闻名,将城市景观艺术注入到艺术之都的范式中,这一成功的项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扩展到世界各地。


第三阶段

公共艺术委员会(1972-1977)

用艺术改善城市空间


1970年至1972年间,美国27%的大都市地区都在衰落。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将促使纽约市产业的失活,导致较高的失业率,并开始了一个社会和城市衰退的关键时期。带着在这届市政府四年的工作经验,多丽丝·C·弗里德曼加入了纽约市政艺术协会(Municipal Art Society,MAS)。这个独特的组织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承担了选定和保护城市中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空间的中心任务,并倡导纽约真正的社区以及它多样化的城市特征。它促进了1965年纽约市的第一部地标保护法,并推动了无数的研究、计划和活动。MAS对艺术在这些地标建筑中的影响以及在公共空间中反映当前社会的新的标志性作品的需求非常敏感。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弗里德曼创立了公共艺术委员会(图5)。像城墙给画家提供的支持一样,MAS计划在公共领域给雕塑家提供同样的支持。弗里德曼和纽约市一起成立了邻里行动计划(NAP),目的是在曼哈顿北部公园放置艺术品并希望将类似的项目推广到其他地方和行政区。这些创新发生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私有的公共广场、人行道、画廊、地铁站和公园。在纽约市,该组织首次制定了将当代艺术作品纳入公共领域的全面计划。弗里德曼利用她在法律法规和程序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MAS活动的经验,在随后的几年中促进了更广泛的城市背景下的艺术活动,并推动了几个典型的艺术改造城市空间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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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公共艺术委员会文件,1972年。


水边广场。23街与罗斯福大道的交叉口。1974-75. 1977-78.


1974年,最近建成的水边广场成为肯尼斯·斯尼尔森动态雕塑装置免费乘车回家(Free ride home)的所在地(图6)。这个广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由建筑公司戴维斯·布罗迪建筑事务所(Davis,Brody & Associates)于1973年在纽约东河的一个人工垃圾填埋场上完成。这个建筑群没有像这个城市的惯例那样建在现有的社区之上,而是建在了河上的一个新平台上。这个平台也是由另一种废墟组成的:运至纽约的二战期间英国布里斯托尔市被炸的废墟。


弗里德曼意识到这一建筑基础的力量及其社会意义,她认为水边广场两侧是戏剧性的建筑,是举办以表演和动态艺术为重点的艺术项目的理想场所。继斯内尔森之后,下一位使用该空间的艺术家是丹尼斯·瓦林斯基(Dennis Valinsky),他展示的是一个漂浮在广场上的织物和金属丝雕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公共艺术委员会每个季节都会组织一件临时艺术品在这里展示。弗里德曼让这个地方引起了城市的注意,这个水边广场现在被列入了MAS的未来地标观察名单。为了延续公共艺术委员会的文化使命,该广场全年举办多项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活动,包括露天夏季音乐会和音乐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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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肯尼斯·斯尼尔森,《免费搭车回家》,1975年


露易丝·内韦尔森广场。梅登巷73号,1978年。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纽约公园系统已经恶化到人们认为对公共艺术的投入毫无意义,人们优先考虑户外空间的清洁卫生,这些空间仅用于娱乐和沉思。纽约市正处于关键时刻。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让当时的城市环境更为复杂和不稳定。虽然从1970年到198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减少了10%,但纽约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了20%。尽管如此,特殊的环境允许一些项目得以实施。1978年,大通曼哈顿银行建筑部与MAS合作创建了路易丝内维尔森广场 (Louise Nevelson Plaza)。这是位于曼哈顿下城威廉街、自由街和梅登巷交叉口的一块有争议的三角土地。1974年,该市开始在该工地开工的计划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落空。为了重新启动这些类型的项目,市长发展办公室出版了一本题为“保护遗产”的小册子,其中确定了私营部门可以执行的城市任务。尽管市政府无法提供大量资金,但它确实做到了提供援助,而私营公司则制定并执行这些建议。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个在城市私人领域之外进行代表和传播的机会。


事实上,正是这本小册子促使大通银行决定合作建造这个广场。弗里德曼推荐艺术家路易丝·内韦尔森参与该项目。内韦尔森用她的七件《影子和旗帜》作品创作了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将钢制圆锥形模型放置在广场上,散布着树木和长凳(图7)。内维尔森是 20 世纪 60年代蓬勃发展的公共艺术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一生中创作了超过 22 个公共委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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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路易丝·内韦尔森,《阴影与旗帜》,1978年


设计站台。Pelham Parkway(布朗克斯)、Borough Hall/Court Street(布鲁克林)、81街和53街的地铁站,1975年。


“设计站台”是由纽约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局(UMTA)、艺术和商业委员会以及PAC共同组织的一个项目,旨在改善城市的地下空间生活。这个项目给这一独特的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这一项目中,弗里德曼主张公共空间应发挥更具激励性和教育性的作用,增强其交流潜力。


自1902年第一条从市政厅到42街的线路建成以来,纽约市地铁系统一直是技术进步的典范。然而,该系统自成立以来就没有更新过。到 1970年代,隧道已经变成积满黑暗潮湿的灰尘和污垢的洞,令人生畏甚至充满危险。


PAC规划了一个利用艺术改善环境的复兴项目,得到了埃克森公司和其他私人机构的支持,埃克森公司提供了25000美元的资金。弗里德曼选择了四家公司来完成这个项目,每个小组都有5000美元的有限预算来支付设计费以及材料、制造和安装费用。这一安排还包括几个月的海报空间租赁,设计师被允许使用车站广告牌。这些公司可以自由地使用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地铁站,但是要求他们将他们的提议与地面上的文化机构或社区联系起来。


位于曼哈顿 IND 车站西 81 街的公司选择将艺术装置与位于该车站附近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连接起来。他们制作了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动物壁画,并使用“创造一个生物”(Create a Creature)等生动的信息来激发乘客的想象力。其他公司的创举包括利用地铁指示牌,用颜色和环境绘画来延伸至天花板、墙壁和地板。在第五大道的52 街IND站,设计公司选择了一个受到严密监督、墙壁几乎是空白的地方作为提案的一部分,超级图形如引导乘客的巨大彩虹覆盖了隧道沿线的大面积表面(图8)。


“设计站台”作为一个试点项目,不仅展示了城市机构和创作者之间的协调过程,还成功地标志性地再生纽约的基础设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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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东53街和第五大道的地铁站,1975年


第四阶段

走向公共艺术基金

让艺术参与规划过程


1977 年,公共艺术委员会和城墙合并,成立公共艺术基金,该基金是为纽约各区议会管理的项目提供资助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是为了支持广场、公园、地铁和垃圾填埋场的艺术项目。弗里德曼认为,有可能“通过让艺术家重新参与规划过程来提高我们的城市的生活质量”。她让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艺术专业人士与城市机构和社区团体一起工作。凭借其不计其数的项目,弗里德曼为纽约“公共艺术”概念的重新定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她努力将艺术与城市的关系编纂成新的城市法规,最著名的是艺术百分比法案。


弗里德曼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用艺术治愈纽约失败公共空间的捍卫者。她坚定地将艺术作为改善城市生活的关键工具。她挑战官方声明,改变授权渠道,创建公共机构,以正式实现她的目标。作为纽约文化事务部、城墙和公共艺术委员会的领导者,她不断创造创新的计划,这些计划实际上把艺术带到了纽约最被遗忘的10个地区,并培育了公共艺术基金的长期项目。


她的所有机构都充当了城市和艺术家利益之间、城市和标志性问题之间的协调人,提供了一种通过艺术实现城市复兴的创新模式。她的职业生涯也展现了她所有创举的成功不仅仅依靠艺术作品的条件或者质量,而是依赖所采取的策略:地点和时期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和城市问题的识别、以及合适的创作者团队的形成。这种协调对这座城市来说既有创造性又有实用性。


弗里德曼用公共艺术重塑纽约城市空间的创举凸显了处于这一地位的机构或部门,以及“规划者”作为城市和艺术背景专家的重要性。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需要具有超前的眼光:预测哪些空间资源有可能被纳入城市的标志性网络,同时也考虑到空间的生命周期,决定何时应该这样做以及持续多长时间。这些机构的活动表明,公共空间的管理与艺术创作本身同样重要。早期弗里德曼项目中使用的公共资源——墙壁、地上和地下基础设施、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公园和垃圾填埋场——显示了其对这一概念的广泛和创新的解释。这些组织为创造性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重塑城市的公共空间,帮助其社会重新激活,并在某些情况下,促进其物理环境的更新。


本文翻译并节选自María F. Carrascal Pérez. Art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New York City. Doris C. Freedman’s Public Project. VLC arquitectura. Research Journal. 8 (1):97-118. https://doi.org/10.4995/vlc.2021.12709






——来源 | 雕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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