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郑孝胥：批他的诗，学他的字
文／林建刚
郑孝胥，生于1860年，福建闽侯人。他与胡适，一个是晚清遗老、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旧体诗“同光体”一派的代表诗人；一个是经历过欧风美雨的青年才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旧一新，两人似乎水火不相融，但从两人的交往来看，新旧之间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批他的诗
胡适与郑孝胥很有因缘。少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郑孝胥就是中国公学的校董。
1908年，中国公学高层因不尊重学生民主治校的风气，公然修改具有民主自治精神的校章，引起学生不满，导致学潮。当时，作为学生的胡适是这次学潮的积极参与者，许多大会的记录和文件的起草都出自胡适手笔。作为校董之一的郑孝胥无疑是这次学潮指向的潜在目标。这可谓两人在当时的隐形交锋。
除此之外，作为现代白话诗的倡导者，胡适与郑孝胥的诗歌理念无疑也是不同的。
早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就对作诗产生了极大的兴致。而当时，统治中国诗坛的学界前辈也恰恰就是以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一派的诗人。
1910年代，留学美国的胡适开始酝酿文学革命，其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旧体诗。他曾以郑孝胥为例，指出旧体诗言之无物的弊病。1916年4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此后不久，他在给任叔永的信中再次以郑孝胥为反面教材，他说：
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戡，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
“伯严”是陈三立的字，他是陈寅恪的父亲。郑苏戡其实就是郑孝胥，“苏戡”是其字。他和陈三立都是“同光体”的代表性诗人。
1917年，回国之后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战线上多次批评郑孝胥的诗。为此，1922年胡适还系统地读了郑孝胥的《海藏楼诗》。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文白之战中，胡适向郑孝胥猛烈攻击，然而，郑孝胥似乎置若罔闻，一副老僧不闻不问的架势。这一时期的郑孝胥，曾跟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文人有过来往。1922年9月17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
有江西邵祖平字潭秋者，持子培名刺来见，自言在南京东南大学与胡先等同编《学衡》杂志，斥胡适之新文白话。
对“学衡派”文人的高论，郑孝胥也只是听听而已，对多次批判过他的胡适，他未置褒贬。
为溥仪说公道话
虽然在诗歌理念上完全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因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事，两人有了接触。
1923年，刚在皇宫安上电话的溥仪给胡适打了一个电话。此后不久，在庄士敦的引荐下，胡适见到了溥仪。作为溥仪的老师，郑孝胥与胡适也有了交往。1924年10月16日，胡适曾拜访郑孝胥。两天之后，郑孝胥回访胡适，可惜未遇。不过，两人真正熟悉起来，则源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事。
1924年11月4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公然违背《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条约，将溥仪赶出皇宫，送至醇王府，派兵监禁。
对此，作为溥仪的老师，郑孝胥颇为焦急。此时的他，作为晚清遗老，只求能让溥仪自由居住，勿视其为罪人，以伤忠义之气。他寄希望于段祺瑞从中调停，希望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能允许溥仪移居东交民巷，以暂避意外危险。如此，则“实为万幸！孝胥百叩”。关于这些，郑孝胥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
“将溥仪赶出皇宫”这一违背法治、背叛契约的行为在当时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对此，一向重视法治与契约精神的胡适最终看不下去了。为此，胡适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了公开信。信中写道：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公开为溥仪辩护的声音，遭到了许多人，尤其是革命青年的反对。但是，也让郑孝胥对胡适的印象有了改观。
1924年11月1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
弢庵来，言今日金息侯，朱聘三、胡适之入见，息侯请辞五十万，并申言自设图书馆，上嘉许之。
金息侯即金梁，与郑孝胥同为晚清遗老，他当时曾上书溥仪，建议溥仪笼络胡适，为皇上所用。这未免完全看错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胡适又岂能真正为溥仪所用？不过，当溥仪遇到危险时，胡适去看溥仪的行为，让郑孝胥对他很有好感。
学他的字
随着对彼此的了解，两人似乎都能摒弃差异，欣赏彼此的优点。
1927年，胡适从美国回来，定居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时，郑孝胥也在上海居住，两人交往颇多。这一时期，胡适曾将《白话文学史》等著作赠给郑孝胥。郑孝胥在回信中写道：
宋儒语录，出于佛氏，窃疑诸儒说理，喜用此体，如在胸，今当于文学史中求之。先生乃欲以语录之体，推行于诗文，用意雄迈，横绝一世，但使措辞妙绝，读者感动，与古何异。
这自然也赢得了胡适的尊敬。郑孝胥70大寿时，胡适还曾专门写去贺信，那是 1929年4月21日，是旧历三月十二日。
接到朋友们的寿礼之后，郑孝胥还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适之先生哂政 谢赠诗诸公
俯仰漏将尽，踽踽犹夜行。
夜行何时息，所期晦复明。
友朋颇见哀，赋诗勉艰贞。
用意虽渊默，动天如雷声。
愿君莫轻言，相忘实与名。
“莫轻言”、“相忘实与名”恐怕也是郑孝胥的处世之道。据胡适日记记载：郑孝胥生活非常规律，早睡早起，每天晚上9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写一早晨的字。身体健壮，70岁时看上去还像50岁的人。
两人彼此欣赏，交往也日益密切。1930年代，胡适去北大做教授，与郑孝胥还曾吃过饭。饭局上，郑孝胥还跟胡适谈到了他的人生经历。
胡适很欣赏郑孝胥，尤其是他的字。1928年4月26日，胡适专门拜访郑孝胥，希望他能为父亲胡传题写墓碑。
应胡适邀请，郑孝胥为胡传题写了墓碑，题曰：“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之墓。胡公传及其继配冯夫人之墓。”除此之外，胡适还多次和朋友去看郑孝胥写字。最经常陪胡适去的是徐志摩。1928年5月6日，他们两人专程去看郑孝胥写字。
饶有趣味的是，这一时期的胡适，正在中国公学做校长。这一时期，常有学生来向他求字。对此，胡适来者不拒。梁实秋回忆，胡适还未到校，学生已经备好宣纸和研好的墨，“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胡适进屋后，在学生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中，“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
梁实秋形容胡适的字：“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革，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
这一描述与“字势偏长而苍劲”的郑孝胥的字体特点颇为相像。此时的胡适，给人写字时，似乎已经开始有意模仿郑孝胥的字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许多新文学家都模仿郑孝胥的字。1940年7月21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毕树棠在其日记中曾比较罗振玉和郑孝胥的字：
郑孝胥死后，人多记念其字，罗之可记念者似应有多事，而余惟不忘其字。其书籍题跋之小字颇有小米稀饭之意味，而郑之气派则正西贡大米干饭也。徐志摩林语堂学郑均有神似处，未闻有学罗者。
胡适、徐志摩、林语堂都学过郑孝胥的字。晚年胡适在美国时，还给张充和题过字，结果张充和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曾学过郑孝胥的字。对此，胡适跟张充和说：“当初那一辈人都学郑孝胥，很潇洒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打倒以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这体现了他思想现代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却非常喜欢郑孝胥所写的字，不仅喜欢，而且模仿学习，他对郑孝胥书法的青睐，则又体现了他传统的一面。胡适从西方习得绅士风度，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绅士与文人的复合体汇集胡适一身，这也是胡适让人着迷的地方。而作为晚清遗老，郑孝胥有他固守的诗歌理念，虽然保守但并不排斥异己。这种容忍异己的传统文人的气度也让人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