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立社：从观念到实践——新时期西泠印社与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上）

文/秦陶

【摘    要】

“学术立社”在西泠印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是社团重要特质之一。这一特质在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中一以贯之，不仅成就了其早期的声望，进入新时期后更加发扬光大，通过创新社团机制、搭建研究平台、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学术期刊等各方面举措，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到“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到“诗书画印兼能”，进而进一步向“现代金石学”延伸、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世界印章史拓展——提出构建当代“大印学”研究新格局，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与超越。可以说，西泠印社的学术发展史在现代篆刻和印学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印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高度，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关键词】   西泠印社　学术立社　当代印坛　印学研究

文人结社的兴起与繁盛，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领域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先秦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和文人群体集聚，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酒雅集，构成了早期社团活动的主体与基本形态，此后历代流传，兰亭雅集、月泉吟社、吴门真率会等，各种形式的诗社、文社、琴社、棋社层出不穷，至明代而臻鼎盛，根据何宗美先生的统计，明时文人结社总数共有三百余家。［1］入清之初，虽然历经禁社、社禁渐缓，但文人社集之风始终延续，尤其在江南地区，以艺文活动为主题的结社更见活跃，如《西泠印社志序》所述：“有清二百数十年来，名流雅集，莫盛于武林。文有社，诗词有社，至于若画、若茗，一艺之长，或亦合群而为社。”［2］

自魏晋至晚清，结社者虽然名目繁多，但以“印社”称名者，在西泠印社之前尚无先例。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印学社团，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结社组织，西泠印社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时起，即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大张学术立社之帜，不仅成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其社团组织形式、运作理念和具体实践，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篆刻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演进，尤其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印坛，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积极影响。

西泠印社成立至今已一百二十年历史。在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回顾西泠印社创立、发展和壮大的社史脉络，探究其社团定位与组织运作，可以发现，“学术立社”是西泠印社的一个核心特质。这一特质在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中一以贯之，不仅成就了其早期的声望，进入新时期以后更加发扬光大，通过创新社团机制、搭建研究平台、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学术期刊等各方面举措，从观念倡导到积极实践，取得了诸多成就，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引领和示范作用。一百二十年西泠印社学术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谓一部近现代中国印学研究的发展史，西泠印社自身，也因此而成为社会文化史和印学史上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

一、“学术立社”的社史溯源

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位浙籍印人叶铭、吴隐、丁仁、王禔“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唯印是求，即以为社。社因地名，遂曰西泠”［3］。早在创社伊始，西泠印社的创立者就表明了学术立社、研求印学的社团定位，赋予了西泠印社振兴和光大印学之使命。这一宗旨和定位，在西泠印社早期社史文献中反复申明，足见创社诸君对“学术立社”的强烈自觉。

◎ 西泠印社重要历史文献

（一）早期西泠印社史中“学术立社”的观念表达

印社成立，修启立约。西泠印社《社约》第一条记：“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借资证经考史。”［4］

自此，“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便成为西泠印社同人认可并遵行的基本理念。胡宗成称之为“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今索古，开后启之先声”［5］，可谓归纳得宜。历检早期社史文献，相关表述可举者如：

缘集同志，立斯社，以期保存印学。夫以今日之势论之，甲兵训于野，商业竞于市，清国朝野上下岌岌，以讲求富强为急务，而诸君子独高尚其志，研志美术，不得不为诸君记。诸君又能椎摹精拓，编辑印谱，不肯自秘，以提倡后学，即余身处海外，亦得一苇而至，见所未见，是不特余之幸，亦为后世刻印者之幸。（河井荃庐《西泠印社记》，1906年）

西泠印社者，海内外印人研求印学之地也。……他日五洲同文，东启铁耕之艺，或亦流播欧米，则印林之发轫、美术之扩张，首在吾六桥三竺间矣。（鲁坚《西泠印社记》，1912年）

本社之有同人录，非仅仅详姓氏、征里居、明年龄，盖借以保存印学、研究艺术，为传世计，非为炫世计也。……皆取其人以学问著而享盛名于同社者，或以金石，或以书画，或以鉴别，或以收藏，非同志不列席，非大雅不漫登，殆所以存传人而征传迹，为传信后人计也。（张苏盦《西泠印社同人录序》，1913年）

吾同社诸君子，诚能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蕲于艺进乎。道以引翼先哲之绪，而昌明廑存之古文。则吾印学家之西泠，谓即文学家之桐城、阳湖，理学家之鹅湖、鹿洞可也，而可以雕虫小技薄之耶？（吴隐《印人像石刻前序》，1914年）

吾浙八家，昌明浙派，海内宗仰，于是印人蔚起，辉映后先，迄今言印学者，类能道之，然不谋所以保存，势必日就湮没。印社之设，乌可缓哉！（张景星《西泠印社记》，1914年）

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吴昌硕《西泠印社记》，1914年）

印社之旨，靳于居今稽古，集思广益，沿流溯源，而仰希六书二篆之高矩。《诗》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君子有取焉，非徒流连泉石，啸傲烟霞，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而已。（汪承启或况周颐《西泠印社志序》，1915年）

这些西泠印社早期同人对于创社初期社友结集、社团定位的“学术立社”观念表达，载录于社史，可视为当时印社内部的共同认知。概括而言，其意有三。

首先，立社之目的在于保存印学。早期西泠印社同人对于印学的源起与演进、印学之内涵与外延、印人与流派之优劣得失等命题，显然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并对这一学问在整个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历史和现状具有准确把握。这是从事学术活动必备的知识前提，也是切磋琢磨、艺进于道的研究主体。

◎ 印社早期社员在研讨印学  右起：高络园、高野侯、王禔、丁仁、葛昌楹、俞人萃

其次，不自域、不自秘，兼收并蓄，提倡后学。其兼收并蓄，体现在取人以学问为重，不论金石、书画、鉴别、收藏；为学不计地域和材质范围，凡金石文字遗存皆可用资考证。创社初期，渡海来华的日本印人河井荃庐就对西泠印社同人的开阔襟怀深为折服，鲁坚甚至展望了将来“五洲同文”的理想世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知识界所受的启蒙思潮影响，更反映出西泠印社同人自觉的学术架构和对于学术传承的历史责任感。

再次，旨在传世而非炫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印章作为金石之一种，是文人收藏鉴赏和雅玩之物，篆刻又与书画创作密切关联，为艺者众，为学者罕。而西泠印社同人明确提出，印社要沿流溯源、探讨文字，印学不是雕虫小技，集社也不仅仅是为了赏玩娱情，更非为了炫耀称名于世。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知识价值取向，它超越了明清以来“游于艺”的雅玩趣味，而其“传世”之言表明，早期同人有意识地将印社学术活动纳入印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反映出他们在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下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的坚守，客观上承担了挽救文脉、兴废继绝的历史使命，其中所体现的强大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站在历史长河的这一端，回望早期西泠印社先贤的立社观念，可以看见：一百二十年来西泠印社学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循着先贤们的理想和足迹而来。

（二）西泠印社早期的主要学术活动

西泠印社的创立，自民初以来在社会文化界影响颇大，吸引了众多倾心于金石篆刻艺术的印坛名流、社会名流纷纷加盟，其中有不少是学问修养渊博、艺术造诣精深、卓有名望的学者和艺术大家。从1904年印社创立到1979年的前75年间，其社团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印社草创和社址营建之后，印社同人自发通过聚集文物文献史料、编辑出版和展览交流来普及印学。

从1904年至1913年，创社诸君主要致力于社址营建。当一些主要建筑建造完成、拥有了研究印学的地域“场”之后，西泠印社广泛招揽同人，当时金石书画界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如吴昌硕、胡匊邻、马衡、李叔同、黄宾虹、经亨颐、高时显等，皆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其清风亮节、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奠定了印社的学术品位，成就了印社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担任社长的十余年间，其以盛名与实学，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倾心仰慕，使早期的西泠印社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西泠印社辑集的第一批文献史料来自丁仁、王禔、叶铭、吴隐四位创始人的捐赠，共39种223册印谱，其中吴隐赠《周秦古玺》等31函145册；丁辅之（丁仁）赠《西泠八家印选》等7函62册；王福庵（王禔）赠《福庵藏印》1函16册；叶铭赠其所辑《广印人传》16卷补1卷。［6］四位创始人领头，捐赠者接踵而来，蔚然成风，印社相继所得有手工精钤古代铜玉印谱数十种，碑帖类书籍以及金石著录、印学理论丛书、精选历代孤本善本印谱等不计其数，“编著的各种有关金石篆刻的工具书及参考图谱等不下数百种，对篆刻艺术的发展，直接起到了承继和传播的作用”［7］。“收藏范围也从印谱类向与印学相关的书法、文史、金石鉴赏等内容拓展，想方设法去征集海内外的印学书籍，目标是设想建立一个突出金石印学专业特色、内容丰富广博的图书机构，力图多方面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8］除印谱图籍资料的辑集外，1921年浙人募资11270大洋赎回“浙东第一石”《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筑室于孤山西泠印社社址，永为保护，是近代文化史上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张钧衡、丁仁、吴善庆、吴隐、王震、叶铭等社员均为其中的参与者。

◎ 西泠印社早期编辑出版的部分图书

西泠印社的早期学术出版，在近代印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如其创始人之一吴隐，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玺印图谱有《周秦古玺》《遯盦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缶庐印存》《吴让之印存》《钱胡两家印谱》《求是斋印谱》《赵次闲印存》《二金蝶堂印存》《遯盦集古印存》等，汇辑发行金石学、印学著述有《校碑随笔》《金石契》《竹素草堂金石丛书》《金石学录》《海东金石苑》《金石全例》《金石丛书》《篆学丛书》《遯盦印学丛书》等，编辑出版活动长达数十年，形成了以印学为中心的显著专业体系特色。［9］另如早期社员方节盦主持的宣和印社，丰子恺、钱君匋创办的艺术教育书店等，以上海为中心，在近代海上地区发达的出版文化圈中，为金石学和印学开辟了知识传播的空间。

同时，西泠印社以春秋雅集、展览等形式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其间较有影响的，如1913年在西泠印社与日本同期举办的规模隆重的中日“兰亭纪念会”，当时在华的日本长尾甲、高漱惺轩、小栗秋堂等六人参加了西泠印社在杭举办的纪念会；1913年西泠印社首次社员大会期间举办的藏品展览，展出各家所藏书画名迹多至三四百种［10］；1915年南社部分社友参加西泠印社雅集活动；1923年西泠印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举办的规模盛大的“金石家书画陈列会”，展出自宋至清五百年间的书画精品200余件，并辑集出版了《金石家书画集》2函10册；1933年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举办了金石家书画陈列展览，编辑《西泠印社三十周纪念刊》等，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西泠印社声势达到了建社后的最高点，吸引了泰戈尔、鲁迅、张大千等各界名人雅士的造访，他们的揄扬大大提高了西泠印社的知名度。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由政府接管，印社性质由私转公。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举办了建社六十周年社庆，带动并推进了孤山社址的修缮、文物捐赠、展览、学术研讨会、出版和国际交流等多项工作，在坚守学术立社、推进印学研究上又迈进了一步。

1956年，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省人大代表张宗祥率先向省人大提交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在浙江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从1957年成立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到1959年由浙江省文化局移交杭州市文化局、成立西泠印社办公室，西泠印社组织机构、领导机制和活动方式逐步转变，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渐渐显露生机。

1957年，得力于吴氏后人吴东迈的捐献，孤山设立“吴昌硕纪念室”；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书道代表团访问西泠印社；1959年，西泠印社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金石书画展”；1962年张鲁庵家属捐献张氏珍藏的印谱400多部、印章1500多方，社友高络园、王个簃、葛书徵等亦纷纷捐助文物。至此，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学研究机构，真正具备了丰厚的藏品基础。

◎ 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留影

1963年，西泠印社召开建社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傅抱石、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程十发等一批国家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被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社员大会拟订了重振印社的全面规划；通过新社章，在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基础上增加了“兼及书画”；选举产生了张宗祥为社长的首届理事会。大会期间举办了创社以来规模最大的历代金石书画家篆刻展、捐献品展和现代金石书画展，展出珍品两千余件、明清以来篆刻家的原印四千余方；组织了以“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西泠八家的艺术特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期间，西泠印社还出版了沙孟海《印学史》《沙邨印话》、叶潞渊与钱君匋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和《西泠四家印谱》等，这些当代印学研究的万苦千辛之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即便在“文革”十年中，西泠印社学术研究也未曾中断，先后组织举办篆刻书画创作和作品展览活动近百次。1977年以后（1978年西泠印社被批准为出版单位）亦先后编辑出版了《历代印章简编》《吴昌硕印略》《西泠印社藏印选》《西泠印社铜印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张宗祥藏印集》等大批印谱、法帖和学术论著，行销海内外，为西泠印社学术影响的扩大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泠印社的早期学术成果，是印社建构整体学术形象的坚实根基，也成为当代印学研究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

二、新时期西泠印社的复兴与学术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艺术春天”的到来，西泠印社于1983年召开建社八十周年大会，随即进入了全面恢复、稳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可划分为从1979年到2003年，持续到2003年百年社庆之前。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西泠印社学术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员独立研究的基础上，由印社主导、发起、组织，或以社员身份开展的学术活动逐渐增多，既形成了当代印学史上引人关注的若干学术话题，又建构并拓展了当代印学研究的学科框架。同时，搭建了若干学术平台，完成了一系列机制建构，以一种更加组织化、规范化的形式，走上了稳步运行的轨道。

（一）奠基与开拓：当代印学研究的历史性突破

进入新时期以后，社会文化环境的回暖使得艺术、学术社团和学术研究事业很快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印学研究领域，古玺印研究、明清篆刻研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多数研究成果归功于西泠印社中人。

这一时期，因为有传统金石学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古玺印研究成果最为丰厚。先有罗福颐《古玺文字征》《印章概述》（与王人聪合作）等撰述。“文革”结束后，罗福颐“因见研究古玺印的人不多，所以总向古玺印方向发展，如古玺印资料之收集和它的断代”［11］，1979年后，其持续撰著有《古玺印打本校雠录》《古玺印纽制图录》《汉印文字征补遗》《八思巴文押字集》《战国秦汉古印式》《隋唐渤海五代官印集》，出版有《汉印文字征》《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古玺印概论》《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等，以及为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汇编》《古玺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以罗福颐为代表的古玺印研究，超越了传统的金石文字之学［12］，诸如：结合新出古玺印材料，根据各代古玺实物遗存与历史记载相印证，对战国古玺、秦汉至南北朝官印和私印、传世隋以来官印功用及断代等专题提出的新见［13］，其中关于秦汉南北朝官印的汇集、谱录与准确断代，厘清了瞿中溶《集古官印考》等清代学者的含混认知［14］；以古玺纽制，尤其是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官印纽制作为玺印断代的参考［15］，更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从而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成果深度上，将古玺印研究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历史性突破是明清篆刻流派研究，其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方去疾，代表性成果是1980年出版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及其中的《明清流派篆刻概述》。这一研究填补了明代中叶至晚清五百年印史的空白，不仅将明清文人篆刻从流派、名家、师承关系、风格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还从史的角度对篆刻艺术发展作了宏观分期［16］，“勾勒了文人篆刻研究的学术框架，首次梳理出明清篆刻流派形成发展的基本线索，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是新时期印学学科建设最初而且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7］。

罗福颐、方去疾的研究在当代印学史上具有首创之功，自此开启了古玺印与明清篆刻研究的基本格局。之后，在“文革”结束以后的20余年间，印学研究者沿着这两个方向不断加以拓展和深入，涌现了大量填补空白的印学研究成果，如《印学史》（沙孟海）、《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中国篆刻年表》（韩天衡）、《中国古代印论史》（黄惇）、《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黄惇）、《篆刻丛谈》（叶一苇）、《西泠八家研究（一）：丁敬》（林乾良）、《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孙慰祖）、《古玺通论》（曹锦炎）、《鸟虫书通考》（曹锦炎）等；在不同研究方向加以拓展和推进的，则如《篆刻艺术》（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刘江）、《书法篆刻》（黄惇）、《历代印谱赏析》（韩天衡）、《商周金文选》（曹锦炎）、《古封泥集成》（孙慰祖）、《两汉官印汇考》（孙慰祖）、《印章历史与文化》（萧高洪）、《近代印人传》（马国权）、《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傅嘉仪）以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玺印篆刻》（方去疾主编）、《中国印学年鉴（1988—1992）》（金鉴才主编）等；还有作为印学社团发展史重要文献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陈振濂主编）等。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于2002年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兰亭奖·教育奖”和“兰亭奖·编辑出版奖”。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泠印社社员的学术成果，建构并且极大拓展和丰富了当代印学研究的学科框架，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奠基和开拓意义的工作。截至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当代印学研究已经从印史、印论、印人、印派到印风、印谱等各个研究领域，建立了相当扎实的积累。尽管学术的进步往往是后出转精，但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形成了新时期印学研究的新高度，而且时至今日仍未被超越。这种短短数十年内集中的、全面的高质量成果涌现，在其他传统文史学科领域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反映了印学的学科基础十分薄弱，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这一学科的蓬勃生命力，这正是当代印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强大动力。

（二）概念辨析与新观念新目标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复苏，为西泠印社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党委和政府也对西泠印社的发展高度重视，从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在秉承和践行“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旨的基础上，印社主事者与有识之士着力思考社团建设和发展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新的学术建设观念，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篆刻学”与“金石学”的概念辨析与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的提出。

◎ 西泠印社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

1983年，在西泠印社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社长沙孟海先生在开幕致辞中，对篆刻学与金石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印学、篆刻学的形成，是近六百年的事。搞这门艺术的一向存在“自卑感”，怕别人讥笑它是“雕虫小技”，因为研究古代印章是金石学中间的一个项目，所以篆刻家们往往依托金石学的牌子，自以为金石家，别人也给他金石家的美称，由来已久。实质上，宋以来所称为金石学，主要是指研究商周铜器和历代碑版之学，与篆刻仅有极小部分关系，并不等同。金石学是史学、考古学方面一门学问，篆刻学是美术方面一门学问，两者虽有联系，但不是一物……篆刻学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需要再顶金石家的“老招牌”。［18］

长期以来，“篆刻”一词常与“金石”并举，尽管后者概念范围更大，可以统摄前者，但对于“金石篆刻”这一概称，无论是金石学者还是印人都习以为常。沙孟海先生明确反对“金石”“篆刻”二者相混淆的说法，而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出发，强调金石学侧重史学与考古，篆刻学属于美术门类，力主篆刻学自身的独立性。这在长期以来习惯了“金石篆刻”之说的认知环境中，不啻振聋发聩之言。尽管当时在印社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由此带来的对篆刻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篆刻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思考，对厘清篆刻学的学术边界和学科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印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 沙孟海在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时隔五年，在1988年西泠印社建社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沙孟海社长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外“以印聚社”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西泠印社唯有紧紧抓住“学术研究”这一中心，并使之在国际上产生主导性影响，才能与西泠印社“天下第一社”的名望相符合。为此，沙孟海社长提出了要把西泠印社建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伟构想。

此后，西泠印社围绕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学术建设的重要举措。

其一，以逢五、逢十的社庆活动带动学术活动，每五年举办一次学术报告会或研讨会；建立健全国际印学研讨会运行机制，吸引社外乃至海外学者参与，壮大学术研究队伍，培养新生力量。

其二，成立印社学术委员会、社史委员会、编辑出版顾问委员会和工作审查委员会，作为社团工作的保障机制。

其三，完善国际书法篆刻比赛，建立“国际篆刻艺术评展”机制，扩大篆刻艺术的社会普及，培养艺术新人。

其四，提出建立印学体系的构想，包括篆刻创作、篆刻史、印论和篆刻美学等一系列专题。

其五，加强全国印学社团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上的合作交流。

其六，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

其七，创办社刊，利用这一阵地发表学术论著，介绍印社藏品、金石书画新作以及国内外有关学术的动态。

其八，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日本、东南亚各国间的联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向世界传播篆刻书画艺术。

（三）社团活动与“学术立社”的组织化

观念的更新和举措的提出，为社团学术建设奠定了基础。自此，西泠印社在学术建设上逐渐推出并完成了一系列机制建构，搭建了若干学术平台，“学术立社”不仅落实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层面，还以一种更加组织化、规范化的形式，走上了稳步运行的轨道。

1.学术研讨活动的制度化

从1979年起，每逢五、逢十周年庆典，西泠印社均举办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成为定律。从仅有现场交流到编辑出版论文集，研讨的学术成果得以留存并广泛传播，成为新时期印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记录。

如1979年西泠印社建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上，沙孟海、启功、罗福颐、方去疾分别作了题为《试谈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对书法艺术的两点体会》《对古印章的认识》《明清篆刻流派简述》的学术报告。1983年建社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学术交流会，征集学术论文27篇，规模一举扩大近7倍，会后辑成《印学论丛》，这是西泠印社学术研讨论文第一次编印成集。［19］此后历次学术研讨的参与人数和收稿数量不断增加，从第一届学术报告会4篇论文到2003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225篇，质量水平持续提升，规模从社内扩大到海内外，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

相对于传统文史、社科领域研究的系统精深，印学、篆刻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甚至许多基本概念至今仍在不断厘清、辨析的过程中。但正是这样筚路蓝缕的拓荒性的工作，不仅吸引了诸多海内外印学研究者的热情投入，也清晰地留下了研究者们思考与认知的学术轨迹。

2.篆刻艺术展赛的常规化

从1986年起，西泠印社推出篆刻艺术评展，每四年举办一届，成为印社艺术活动，也是当代印坛创作领域的大事件。

◎ 1987年11月13日，由西泠印社举办的“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入选作品展”在杭举行。图为开幕式与授奖仪式上社员与部分参展作者合影时的情景。

西泠印社首届篆刻作品评展收到作品2318件，经初评、复评，共评出优秀奖50名，入选作品200件，在杭州举办了作品展览，并邀请获奖者和入选者参加开幕式和交流座谈，出版了《西泠印社首届篆刻评展作品集》；1990年第二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收到稿件2000余件，评出入选作品200件，优秀作品50件，并出版了作品集；1995年第三届篆刻艺术评展收到作品1220余件，印蜕、边款9000余枚，评选出来自全国和日本、韩国等地的优秀作品50件，入选作品作者240名，边款奖7件；1999年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收到来自国内外篆刻爱好者来稿1200余件，印蜕、边款8000余枚，评选出优秀奖作品50件，边款奖7件，入展作品201件，入选作品144件，同时出版作品选集。

篆刻艺术评展的举办，显著加强了西泠印社与国内外篆刻界的交流学习，扩大了篆刻艺术的社会普及和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篆刻人才的加快成长和印学艺术的加速发展。

3.从联展到巡展：全国印社组织交流的建立

在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社庆纪念大会上，全国部分印社提出由西泠印社主持举办“全国印社作品联展”的建议。1989年，西泠印社召集全国部分印社举行联席会议，发出《关于举办“全国印社篆刻联展”的倡议书》，获得各方广泛响应。1990年2月，“全国印社篆刻联展”在西泠印社湖滨展厅开幕，全国共有122家印社参展，配套出版了《全国印社篆刻联展作品集》，之后又赴南京、武汉、郑州、西安、德州、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全国巡展。这不仅是西泠印社史，也是中国篆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印学社团大联展，可谓盛况空前。自此，西泠印社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00余个篆刻组织和印学社团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交流。

4.海外印学研究交流更趋密切深入

作为杭州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单位，即便在“文革”十年中，西泠印社与海外书法篆刻界的交往也未曾中断，新时期以后，交流更趋密切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2003年间，有日本《读卖新闻》社“吴昌硕胸像赠呈访中团”致赠缶翁铜像（1980年）；西泠印社与日本书法史研究会联合在杭举行首次中外学术交流讨论会，中日双方100余人出席学术交流会，中方钱君匋、刘江、陈振濂与日方梅舒适、杉村邦彦、鱼住和晃分别作学术报告（1987年）；日本天溪会代表团因“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纪念碑”立碑与揭碑（1990年、1991年）等事宜访问西泠印社；日本篆刻家、艺术院院士、西泠印社名誉理事小林斗盦先生在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之际，将自己重金所购吴昌硕晚年精品、西泠印社社员证书钤用的“西泠印社中人”原印赠予西泠印社，更是中日两国篆刻界的一段佳话。

这一时期，对外交流内容由访谈、考察、笔会和展览，进一步扩大到学术研讨层面，如纪念吴昌硕诞辰140周年西泠印社与日方合作的“吴昌硕艺术学术研讨会”（1984年），西泠印社与日本书法史研究会联合在杭举行的首次中外学术交流讨论会等。

5.创建中国印学博物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就多次提出建立印学博物馆的设想，沙孟海社长生前也对此寄予厚望。在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先生的重视和关怀下，在国家、浙江省、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西泠印社全体同人的共同努力下，1995年，首批款项到位，筹建工作启动，通过文物征集和社员、国内外热心人士捐赠，又汇聚了一批珍贵的印学实物和文献。

中国印学博物馆于1999年建成开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学博物馆，主馆设有历代玺印厅和篆刻艺术厅，较完整地展示了我国印章和印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更好地开展历代印章、印学文献的收藏、展示、学术研究和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吸纳社会捐赠、丰富印学活动、推广印学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泠印社第十次社员大会工作报告曾郑重指出：“印学博物馆建成以后，本社‘保存金石’的宗旨将能得到切实地贯彻，也将为研究印学提供更多的便利，这无疑是西泠印社发展史上的一项壮举，一座丰碑。”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落成，为西泠印社实现“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推动印学事业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6.打造一报一刊学术平台

197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西泠印社正式拥有出版权，1979年《西泠艺丛》创刊号公开出版，其“编者的话”写道：“《西泠艺丛》是一本研究金石书画，繁荣创作的综合性艺术刊物。它以篆刻为主，兼收书法、绘画作品；古今关蓄、古为今用。”创刊号中除印社介绍和社员作品外，还刊登了社长沙孟海《印学史》（选刊）、副社长刘江《吴昌硕的印章艺术》、副社长诸乐三《谈吴昌硕先生的画》、伏琛《鲁迅和西泠印社》和黄涌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学术文章。1989年，为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性，提高办刊质量，《西泠艺丛》进行了改版，安排更多学术研究内容和专版、专集。1985年，《西泠艺报》创刊，作为当时学习书、画、印的重要平台，在及时登载社员、书画家交流活动现状，介绍印坛先贤和当代名家、社员艺术成就，汇集文化新闻和印社文史资料，以及联系社外印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有力的纽带作用。2002年，因报刊清理整顿，《西泠艺报》转型为《西泠通讯》。《西泠艺丛》和《西泠艺报》，在当时的印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1979年创刊出版的《西泠艺丛》

◎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泠印社编辑出版的部分图书

这一时期，西泠印社采取的是政府引导下、由名家汇聚相对自主运作的社团管理机制。社团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社团管理和运作机制有效地保证了西泠印社的生存壮大，使西泠印社在维持原有的文人结社形态的同时，延续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立社宗旨，社团组织建设、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物收藏和保护、编辑出版等方面都获得了蓬勃发展，海内外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成为集学术活动、编辑出版、文物收藏、文化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实践证明，历史悠久、名家荟萃、实力雄厚的西泠印社，是能够担当起团结和引领当代中国印坛的责任的。西泠印社这样的艺术社团生存发展模式，充分显示出西泠印社独特的范例价值。［20］

◎ 1998年召开的西泠印社建社95周年纪念大会

在1998年召开的西泠印社建社九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和第十次社员大会上，第五届理事会在社团工作报告《继承传统 顺应时代 加快发展 让西泠印社以崭新的姿态迈入二十一世纪》中指出：“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学术研究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努力提高西泠印社的学术含量和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努力开创坚持印学研究为中心，金石书画综合发展的新格局。”自此，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作为西泠印社社团事业建设的两翼，进入了更具组织性和规范性的新阶段。

（秦陶，原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西泠艺丛》常务副主编）

注释：

［1］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2］《西泠印社志序》，丁仁、叶铭、王禔约1915年所辑《西泠印社志》（浙江图书馆藏稿本）署作“泉唐佑卿汪承启序于小飞鸿堂”；《西泠印社小志》则署为“临桂况周颐撰”，《西泠印社志稿》从之。

［3］胡宗成：《西泠印社记》，《西泠印社志稿》卷四。

［4］《西泠印社志稿》卷三。

［5］胡宗成：《西泠印社记》，《西泠印社志稿》卷四。

［6］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56—57页。

［7］夏惠铭：《西泠印社六十年》，《浙江日报》1963年10月27日第4版。

［8］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9］孙慰祖：《西泠印社社员在海上的早期艺术活动》，《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10］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1］罗福颐：《偻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12］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紫禁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64页。

［13］罗福颐：《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9页。

［14］罗福颐：《偻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15］罗福颐：《偻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6］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概述》，《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304页。

［17］孙慰祖：《方去疾传·评》，余正主编《西泠百年印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页。

［18］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页。

［19］《西泠印社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总结》，第4页。

［20］《团结奋进，开拓创新，为把西泠印社打造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而努力奋斗——在西泠印社第十二次社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西泠印社第七届理事会，2008年10月24日。

——来源 |《西泠艺丛》2024年第2期总第1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