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 | 我对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复杂性的思考
图文/杜大恺
这所学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所有专业都是为社会服务而设置的，并以为大众服务为目标，这成就了我的艺术偏重社会性的选择，家国情怀是我艺术追求的方向。从1978年到现在，我在这所学校已经工作和生活了44年，耳濡目染的一切都与设计相关，如说我的创作有设计感，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我不觉得设计与艺术有质的不同，它们如同书法与绘画，同质而异构。它们的不同，囿于它们不同的社会职能。当然，它们的差别也是事实，它们之间不能相互置换，设计仍是设计，艺术仍是艺术。——杜大恺
1999年，杜大恺 (右) 与李政道先生于北京合影
◎年纪愈见大了，心亦愈见懒了，能用画画打发日子，心里是颇为知足的。能有这样一份知足，却不知道应当感谢谁。感谢上帝，上帝恐难知觉；感谢自己，却不知道如何接受自己的感谢；还是应当感谢母亲，感谢她60余年看着我画画又从未阻挠，虽然也从未给过我鼓励，至今我心里还一直在问，母亲对我画画心底里是否曾有期待。
杜大恺 剑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那棵苹果树 205cm×205cm 2023年
◎画画说到底只是兴趣，没有想到如今会闹得那么大，大到每个画家的心里都有一份惶恐。哲学、信仰、文化、民族、历史、精神、道德、意志、人格、永恒性和理想等等几乎所有近于神圣的生命与社会存在都要画家庄严地担当。但我仍觉得对于画家，画画仍只是兴趣，难以想象画画的人在画画的过程中会突然冒出诸如“艺术的终结”之类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把年纪，依然活着，已是“人淡如菊”，许多看去危言耸听的大言宏论，如今看来亦不过煞有介事而已。我说画画对于我只是兴趣，是因为对于我兴趣以外已难有其他承担。画什么，怎么画，亦任由兴趣驱使。
杜大恺 从伦敦当代艺术馆室内看室外之二 185cm×145cm 2023年
◎孔子曾对人的一生不同年龄段的生命迹象做过描述，虽然其年龄段的划分略嫌坚硬，但他所说的因年龄的递增，人的一生其做事的目的与做事的方式会有变化是十分真切的。孔子毕竟是孔子，他对人生的彻悟是非常人能比。我之所以说艺术亦只是兴趣，亦是一辈子经验的结果，期间有多少是是非非已因岁月的荡涤渐行渐远了。“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答问不定，随缘是悟。兴趣者生命的自在所为，倘未遭遇外力的阻遏，不妨任其恣肆放浪。
杜大恺 从伦敦当代艺术馆室内看室外之一 185cm×145cm 2023年
我每年都会把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已出版了十四册。翻阅自己的作品，我发现画的最多的是农村。这不是偶然的，细细想想，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农村依然维持着与自然的亲和力；二是各地山川地貌不同，物产不同，习俗不同，不会有重复呈现的印象；三是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不同，会诱发我对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复杂性的思考。
因为画农村，我才发现农村从未进入中国古代画家的视野。沈周、石涛的画面中偶尔出现田垄、村舍，并不能以他们在画农村解释。在他们眼里，那些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考虑那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事实。从艺术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绘画偏重审美性而偏少社会性的倾向，也应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在我看来，“农村”恰恰是扎根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而能沟通古今的最佳切入点。通过在当下画农村的这个选择，消解了传统文人阶层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市民阶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
在当下画农村，一方面响应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表现人民大众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审美需求与时代使命；另一方面也是从内在文脉上，延续了中华民族对精神生活与艺术功能的普遍追求。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画依然缺少对于重大社会变革深刻意义的社会关切，这是这个时代中国画应当严肃面对的问题。
我 画 农 村
文/杜大恺
我画农村是从1990年开始的，最先画苏州以及周边的农村。这之前曾几次去过苏州以及周边地区，为那里的粉瓦黛墙，小桥流水，枕水人家感动。
所以画那里还有另一层祈翼，即用块面不是用点面描绘那里的景象，周庄，同里、甪直、西塘、骆港、东山、西山、鸟镇、月亮湾等等，我都去过，还去了南京，无锡、宜兴、南通、张家港及其周边的地区。
杜大恺 《关麓》 63×93cm 2013
这之后又去了浙江绍兴，舟山、石塘、普陀、千岛湖等地，浙江与江苏相邻，文化相近，虽有相异，但相同者多于相异者。
因为画江苏，浙江而画出兴致，逐向周边的地区拓展，先是安徽，宏村、西递、关麓、塔山、查济、黄山的后山，安徽是另一番景象，人家依山而居，林木繁茂，是另一类的农村。
画着画着我就开始沉思，我为什么要画农村，从仅仅限于笔墨趣味的营造去寻找其近于深层的意义。
杜大恺 徽州之二 63cm×93cm 2014年
我首先想到古人为什么不画农村，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沈周，石涛偶或画过，似乎再没有画家涉足这一领域，中国农村对于古代中国画家即便不是禁区，也是被长久遗忘的地方。
古代中国画家都是精神贵族，穷乡僻野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并不是什么意外，古代山水画中所弥漫的隐逸萧散之气是不能容纳乡野村落的气息的。这是文化的隔膜，持续千年的文化隔膜，这种隔膜是在二十世纪被人们用鲜血和生命才予以消解的。
杜大恺 徽州之一 63cm×93cm 2014年
1953年，张仃，李可染，罗铭去安徽的农村写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预言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使我不解的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持续下去，其后与农村有关的山水画已多是修水库，拖拉机进村，火车进山一类的作品，而那些与农村现实的生活状态其实很远，似乎只有李可染先生一个人还在断断续续的在江南一带写生，他画井冈山，桂林山水，可染先生的成就很高，但他的那些写生是我心目中份量最重的作品。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们的意义在于他们的真实性，实现了历史的超越。
我开始检讨我面对历史的视角。我期待我对中国农村能够有一个客观地认识。
杜大恺 一径青山绿树情 103cm×201cm 纸本设色 2014年
中国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理，物侯差别很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我开始计划着去不同地区的农村写生，画不同的农村景象。二十多年里，除江苏，浙江以外，我还去过青海，宁夏、山西、陕西、甘肃、湖南、广西、福建、山东、云南、贵州、海南、香港、台湾，都是在那里的农村写生，中国以外我还去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不丹、尼泊尔、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南非、秘鲁、日本、韩国，画那里的农村，寻找它们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我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尽管哪里的农村已经城市化了，但农业劳动所占的土地面积还是最大的。那些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农村依旧是现实的存在。
杜大恺 六盘山下黑龙潭 149cm×76cm 纸本设色 2008年
我以农村作为我的创作题材已经持续了二十六年，对农村的体验多了，对农村的思考也渐渐沉重起来。
由农村作为生活的中心逐渐变为以城市作为生活的中心，这就是城市化的进程，历史地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劳动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力，人们必然地向城市聚集。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达到90%，美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只有3.7%，城市化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的城市化亦已达到55%，到2035年预计会达到70%，农村似乎正在成为历史。这一变化只用了三百年，放在历史中看，是一个迅急的过程。而人类在农业社会的经历已三万年有余，我们的自然观，生命观、道德观、甚至包括时间与空间的体认，都是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生存经验累计的结果。
杜大恺 心祭家园 182cm×142cm 纸本设色 2012年
而近代城市是在实现对乡村的超越意识中崛起的，城市的喧嚣替代了乡村的宁静，城市的匆忙替代了乡村的闲适，城市的噪杂替代了乡村的单纯，城市的五光十色替代了乡村的质朴安详，城市中邻里之间的互不相识的冷漠替代了乡村中鸡犬之声相闻的亲昵，风霜雨雪还是，但不是乡村中的那一番情景。春夏秋冬还在，却没有乡村里春种秋收的那种期待和欢悦，在乡村中你会觉得你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城市中你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会问自己，你的未来在哪里。
城市之缺失，或正是对农村社会价值的遗忘，丢弃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回农村社会，亦不意味着农业社会价值的充溢就会解决所有城市的缺憾，城市是另一种文明的存在形式，但并不与农业社会决绝，倘若能够对农业社会的价值进行当代性的梳理，将其可以用于城市构建的价值，通过适合城市存活的方式予以融合，城市的问题或不会如今天这般突兀和无解。陶渊明在“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瞩望或是人类永远的向往。
杜大恺 惠东老宅今安在 77cm×144cm 纸本设色 2012年
想到这些并不意味着对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否定，不是城市出现了问题，而是现在我们构建城市的理念和方式出了问题，是城市与农村事实上已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出了问题。我常想这可能是我们对万年有余的生存经验过于粗暴，没有足够尊重的结果，我们不是要开历史倒车，逆转城市化的趋势，而是要系统梳理农业社会的生存经验，将其融化在城市成长的进程中，使城市对人们有更多归属感，把城市建成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在城市的建设中留住“乡愁”。不丹全境几乎没有高楼，为什么会获得幸福质数最高的评价。王澍几年来一直在思考乡村重建的问题，他最近在浙江一个乡村完成了一个案列，他似乎没有做什么，似乎只是改变了几面墙，竟然完全是另样的状态，他的努力是有示范性的。
因为不断的画农村，我发现我们对农村知之甚少，我们对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存在对人类的历史意味着什么知之甚少，城市化无论走得多远，农村都不应成为过去，它将长期影响人类的未来。
杜大恺 梅山行1 123cm×248cm 纸本设色 2015年
我对画农村有了新的认识这也坚定了我有生之年继续画下去的热情。为自己留一些记忆，也为历史留下一些记忆。现代艺术其实不是从莫奈等的印象派开始的，而是康斯泰勃尔，是米勒，是柯罗，是他们用画笔画农村开始的。
很遗憾，我还没画过新疆的农村，我希望会有这个机会。
杜大恺 北京香山百望山 200cm×260cm 纸本设色 2019年
杜大恺 卡卜楞寺 75cm×144cm 纸本设色 2011年
杜大恺 黑影幢幢呈遗响 97cm×164cm 纸本设色 2007年
杜大恺 红绿争艳 198cm×102cm 纸本设色 2011年
杜大恺 青山如屏迎人立 250cm×237cm 纸本设色 2014年
杜大恺 雍梁行1 122cm×245cm 纸本设色 2015年
杜大恺 潭深影亦深 199cm×103cm 纸本设色 2012年
杜大恺 《梅州行2》 123×248cm 2015
杜大恺 忆昔千年骆驼城 63cm×93cm 2010年
杜大恺 西北印象 66cm×97cm 纸本设色 2012年
杜大恺 黄土千年话今昔 117cm×201cm 纸本设色 2012年
杜大恺 永远的回忆 70cm×137cm 纸本设色 2004年
杜大恺 高天厚土任逍遥 178×192cm 2018
杜大恺 荣成7 30×42cm 2017
杜大恺 荣成8 30×42cm 2017
杜大恺 荣成9 30×42cm 2017
杜大恺 荣成11 30×42cm 2017
杜大恺 荣成12 30×42cm 2017
可以相信，中国画的语言的新系统一定不会继续拘泥于古今中西的拼贴，那一定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充满创造性的系统，那是中国画真正期待的目标。
更富独特性、更博大、更深厚、更具包容性，更能够体现变化中的中国人的自然观、生命观、社会观，更能彰显中国人的理想和尊严，更能表达中国人的人间关怀，是中国画的未来。
杜大恺，1943年8月出生，山东龙口人。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青岛当代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