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书法史就是一部流行书风史，体现一个时代的人文追求

文/王镛

书法艺术也要与时俱进。每个时代都产生新的艺术观念，流行新的艺术思潮，于是也就形成了新的时代风貌，于是今天的我们才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气象万千的、博大精深的书法传统。

走向多元，是书法审美格局在当代发展的趋向。多元必须以创作自由为前提，以审美观念与形式风格的多样性为条件。而且首先要尊重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尊重艺术家的个性，并保障作者进行各种艺术探索的基本权利。

大凡起初被讥为“流行”的事物，那一定是被抱有旧观念的人所看不惯的，而且必然具有开拓创新的性质。同时，以书法而言，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表现能得到很多受众的共鸣，才可能“流行”开来。正所谓“流行所被，行之久远”。

有人说得好：“传统就像一条大河……”，是的，大河不是死水一潭，大河就永远处在“流行”的状态。

元人柯九思在《跋赵书黄庭经》中说：晋人书以韵度胜，六朝书以丰神胜，唐人求其丰神而不得，故以筋骨胜。

明人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说：晋人之书取韵，唐人之书取法，宋人之书取意。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来说，传统的，就是流行的。对于整个书法发展历程来说，书法史基本是一部流行书风史。流行书风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人文追求。

正因如此，流行也有新旧之分。

斥责当今流行书风的人，他的脚只不过是站在以往的流行书风的立场上。当然会横竖看不惯。这也就难免缺少对话的基础了。一句话，古人可以，你就不行。

从事书法艺术，首先要面对传统，也就是昨天的种种“流行”。有些朋友只把传统挂在嘴边，手上功夫却差得很远。其实对传统光尊重不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理解、是研究、是开掘、是利用，进而指导今天的创作。

有些朋友说：流行书风就是把字写歪搞斜，变形夸张。好像把字写得端正整齐，就是书法艺术的终极标准了。分歧在于，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学习书法最基本的、最低层次的要求罢了。放眼中国书法史，哪一个书体的出现，哪一个时代书风的形成，哪一个书家风格的确立，落实在纸上不是形的变化？由此可见：变形，是书法作为视觉艺术发展的常理。气、韵、神、境可感而不可视，可视者，唯见形变而已。换句话说，书法作品中自我的神韵，必然通过自我的变形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书法史，就是一部变形史。

还要特别申明的是：变形也有优劣之分，就像不变形也有好坏之别一样。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区别是：前者的实践，具探索创造之功；后者的劳作，多模仿重复之能，而创造，是一切艺术的命脉所在。

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朋友的字也是努着力变了形的，只是变得不那么高明罢了。谁敢说他的字形是从前人那里“复印”下来的？

另外，有些朋友指流行书风为“丑书”。就是不懂美学，但我知道美与丑总是相对而言的。艺术审美中的美与丑也是可以转化的。更重要的是一流艺术家的天职是发现新的美，拓展传统的审美界域，进而提高大众从广度到深度上对审美的认知水平。就书法而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新书风的出现，就被当时一些名流讥为“野鹜”。其后的张怀瓘说：“逸少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郑杓、刘有定的一段话，更启人深思“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废。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亦可恨也！”可见，不同人、不同时代在审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本不足为奇。奇的是千万不要自命“传统”与“正宗”。其次，可以断定，书圣王羲之新流行书风的确立，正是对固有的、传统审美的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片面理解二为方针，以为“为人民服务”的服务二字就是迎合与迁就。我以为服务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教育与提高，不然，“美育”二字又从何谈起。

以上只是一些简单的道理，谈不上什么高深的理论。同时，我认为目前的流行书风还很年轻，当然也就不够丰富，不够深刻，不够成熟，总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作者的努力，相信它的内在之美会更加完善，更加彰显，终于更加流行。因为它高举的旗帜上写着十六个大字：植根传统，面向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

书法作为一门民族的、独特的传统艺术，必须要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鼓励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允许多元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书法界不需要在学术及艺术风格问题上训斥谩骂、扣帽子、打棍子。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团结、批评、争鸣、交流、提高，进而以丰厚的创作成果来实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一时代重任。

书法家简介

王镛，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攻山水和书法篆刻。一九八一年留校执教。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院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等职。

——来源 | 文化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