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尽千峰浑作雪，吹开天地放奇花——读《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

张大千、溥儒合作 山水册 十二开 设色纸本

《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十二开，纸本设色，每开29厘米×19厘米），创作于1932年10月，对此册的讨论自然绕不开近代画史上“南张北溥”的话题。张大千（1899—1983）小溥心畬（1896—1963）3岁，成名也比溥稍晚。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已有不少知名画家雄踞画坛，但由于溥心畬国学功底扎实、才华蕴藉，加上“旧王孙”的特殊身份和清新脱俗的画风，甫入艺苑，便声望日增，30岁时遂成主盟北方画坛之势。张大千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方才打入北京画坛。张、溥二人的订交始于1928年秋天，李永翘《张大千年谱》1928年条下记述：“秋，先生离沪赴北京，经陈三立介绍，在原恭王府偏福殿结识旧王孙、文人画家溥心畬。从此张、溥常在一起论画、赋诗，结下了深厚友谊。”

自张、溥二人结识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的画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享有声誉，逐渐形成“南张北溥”之说。据赵校沂《南张北溥的由来》和包立民《张大千和溥心畬》两文所记，此说的首倡者是周殿侯。周是琉璃厂的生意人，此说原本出于他的商业广告头脑。然而，将此说见诸文字并加以传扬普及的则是张大千的挚友于非厂。于氏为著名花鸟画家，长张大千11岁，对张的才学非常倾慕，且二人性情投契，又都喜饮酒。于是，于非厂乘兴撰文，为张大千捧场。该文见于《传记文学》四十三卷一期，直以“南张北溥”为题，名为二家之论，实则专捧张大千。张大千读之抚髯大乐，“南张北溥”之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此事亦可窥出画商之于画家的特殊作用。

由是，张大千和溥心畬的合作笔墨格外受到艺林器重。戚宜君在《张大千外传》中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据说，溥夫人震于‘南张北溥’的声名，价值自必不凡，对张大千特别殷勤，想尽了办法要他们俩人合作绘画。本来溥心畬是不喜欢和任何人共同作画的，因为他的如夫人坚持，只好和张大千合作了不少幅画。但是颇工于心计的这位如夫人却一张张地收藏起来，至今未见下落呢！”经傅申先生研究，张、溥二人合作绘画最多的时期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生活期间，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旅日期间。傅先生说此山水册为其所见张、溥二人最早合作的绘画。查龚敏所著《溥心畬年谱》“1932壬申37岁”条下记载：“正月，写《倚杖高士图》与张大千。”《倚杖高士图》见于1933年寒玉堂所制《溥心畬画册》。开年赠画，足见二人的笔墨酬答情谊。而在年谱1932年2月4日，就有记载二人合作，比此山水册早了8个月：“二月四日，先生与大千为散释作《高士图》。私人藏。启功于画堂边跋云：‘壬申二月，大千先生访吾宗老畬先生于萃锦园，释堪李十三丈在座，每以长髯嘲大千，索画钟馗，又嫌髯短，举座为之绝倒。此幅两先生合笔以赠释翁者。’”“合笔以赠”分明见到张、溥笔墨融洽的情形。

此册被著名美术史学者、书画鉴定家傅申先生收入他所主持策展的“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中，这个展览于1991年在中国台北地区展出。关于展览选题和遴选作品，傅申先生以其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和广博见识，拟定说明：“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他（张大千）是中国画史上难得的大家，他当然也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尤其对一个研究古书画史和鉴别的人来说，比较其他并时的画家，张大千是一个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他是历代画家中对传统的绘画研习和了解最勤、最深、最广并且最好的画家，因此他的作品与绘画史最有史的关联。在他的作品中，不但有他个人的画史，也有中国绘画的历史。”（傅申《血战古人的张大千》）而对展出作品，傅申先生有这样的要求：“站在美术史的立场，注重他的风格来源，是否能说明大千曾经学习过某一古人而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显然，此山水册是符合上述策展标准的，由是在张大千作品中被赋予了较为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本册页是如何体现“他的风格来源，是否能说明大千曾经学习过某一古人而对他有影响的作品”，这在傅申先生的文章中亦两见有关文字。在《血战古人的张大千》一文中，此册页图片下标注道：“大千居住在北京期间，与溥心畬多合作画。此册由溥儒先画树、或人物、或山石，再请大千补成，二人旗鼓相当，浑然天成。”在《南张北溥的翰墨缘》一文中，傅申先生详加阐释：“此册出于溥氏主动，是比较少见的。这十二页都是溥氏先在每页画了部分山石、树木或寺宇房舍，然后请大千完成的。每页除了两家的款印及末页溥儒的年款短题之外，只有两幅溥氏说明了他所画的内容，如：‘心畬写箫寺’‘心畬作秋林’，其余只有印款，末幅题云：‘壬申十月写山水十二景，乞大千补之，儒。’因此，对其余十页中谁画了些什么，都只能由观者从笔墨风格去分辨……在比例上来说，此册溥氏笔墨较少，大体以线条为主，比较谨饰文雅。近树与寺宇多出自溥氏，人物各半，山石及远景十九皆出自大千，只有末幅的主景近山出于溥氏。由于大千当年以学石涛为主，兼重用墨，比较粗放淋漓，兼之渲染设色都出自大千，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全册较近于大千。总之，这一册是我所见两家合作画中，大千所用心力最多的一件。今为香港陈继恩博士藏。”

关于张大千与石涛，傅申先生在所著的《傅申论张大千》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站在美术史的立场来看，大千先生与石涛的距离，有时实在是微乎其微；有时甚至颠倒错综，不可捉摸！事实上，凡是研究石涛书画的人，如果不研究张大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石涛专家。反过来说，如果不了解石涛在张大千一生绘画历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么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张大千。”而张大千收藏石涛画迹之富、研究临摹之深入，尤其是伪造石涛之高明，堪当绝无仅有。他自己为此也颇自得，并挟石涛以自傲，他在自己仿石涛画风的一幅山水画作上曾题道：“石涛之画，不可有法，有法则失之泥；不可无法，无法则失之犷；无法之法，乃石涛法。石谷画圣，石涛盖画中之佛也。”从这件山水十二开册页中不难看出石涛山水的痕迹。石涛画山水笔情纵恣，奇变狡狯，排奡纵横，古厚绝伦。此册虽为张大千与溥心畬的合作，但因大千笔墨较多，无疑也就成为一件大千研习石涛阶段画风的重要作品，分明大千优游于石涛的神思妙理之间。而石涛的画学思想也时时渗透进大千的绘画实践中——依“一画论”而悟通自然与艺术之道，遵循“搜尽奇峰打草稿”游遍寰宇，崇尚“笔墨当随时代”求新求变……张大千完成了他对中国绘画史的赓续，此册的价值正在其间。

张大千、溥儒合作 山水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