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 古砚千年

文/华慈祥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贡献重大，故有“文房四宝”之誉。在文房四宝中，砚位居末席，只是笔、墨、纸三宝不易流存，而砚质地坚实，出土与传世的古砚有相当数量，故成为文房四宝中的研究重点。

砚亦称为研，汉末刘熙《释名》曰：“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指出砚是研墨的工具。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套用以陶器彩绘的研磨器具，是砚的前身，而迄今所知最早的砚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石砚，共有两方，为不太规则的圆饼形，用鹅卵石加工制成。从此，拉开了2000多年古砚发展的序幕。

砚的早期形态

近几十年以来，汉晋古砚大量的考古出土，为研究该时期砚形的特征提供了实物佐证。

考察砚的早期形态，战国秦汉至六朝初期流行的砚有圆饼形砚、板砚（所谓黛砚、黛板）和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西汉时期多见圆饼形砚，东汉时在圆饼形砚的基础上，发展出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板砚则是汉代最普及的砚形。东汉的三足石砚制作精美，艺术水平高，是砚史上的奇葩。圆饼形砚、板砚的材质以石料为多，也见有陶质。

此阶段与砚同出的往往有研石，亦称研子（也见陶质），是用来压着墨以磨出墨汁的，这是因为战国秦汉墨多为丸状，尺寸偏小，不能手持墨直接在砚上研磨，故需要研子。

汉砚中的圆饼形砚与板砚属于砚的初级形态，器形简朴，以实用为目的。东汉的有盖三足砚则充分展示了汉砚的浑厚与恢宏。汉砚的风格与汉代的社会思想与经济基础休戚相关。汉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使中国古代文化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汉代的工艺美术在历史上的成绩突出，意义深远，鲁迅先生以“深沉雄大”予以高度评价。工艺美术作品注意整体刻画、大局安排，朴素而不单调，粗旷而不鄙野，浑厚而不凝滞，豪放而不疏散，充满着大胆的想象、夸张，有一种飞扬、流动的感觉，有一种“气势”之美。

汉砚中主要的三种形制，圆饼形砚与板砚属于砚的初级形态，以实用为目的。东汉的有盖三足砚则充分展示了汉代工艺美术“深沉雄大”的气势美。三足砚盖都为动物造型，无论是上海博物馆藏卧虎盖，还是鸟形盖、龙形盖、兽形盖等，都诠释了汉代工艺的艺术特点。

六朝时期，由于陶瓷业的空前发展，陶瓷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陶瓷砚取代石砚成为最主要的砚材。三国两晋时期由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演变成的三足陶瓷圆砚十分多见，南北朝时，陶瓷圆砚的足数增加。由于六朝时期中国陶瓷主要产地在南方，故北方陶瓷圆砚的使用远少于南方。北方的上层社会流行一种方形带足石砚，其上有精美的雕刻，是东汉三足石砚的续曲。这种石砚在砚堂外往往有耳杯形水池，有的还有笔舔。

东汉卧虎盖三足石砚

上海博物馆藏

唐代已经开采端石

砚史进入隋唐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砚有了一定的发展。后世盛传的唐代名砚有端砚、歙砚与澄泥砚等。

端石出产于广东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端溪水一带，唐代肇庆属端州，故名端砚。唐代的文献已有端砚记载，文献的创作年代在中唐和晚唐。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表明唐代已经开采端石。这些唐代墓葬都属晚唐。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信端溪石砚是从中唐以后才有规模地开采，晚唐开始流行。

与端砚比肩的歙砚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此地唐时属歙州，故名歙砚，又称龙尾砚。1976年在安徽合肥市机务段唐开成五年（840）刘玉墓出土一方。北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显示，唐代开元年间有猎人采歙石为砚，但此为宋人追录。鉴于歙砚在唐代仅以个例出现，并且没有唐人记载，所以说，这一时期，歙砚只是身影初现。

端、歙、红丝皆为石砚，而澄泥砚是一种陶砚，用经仔细淘洗、过滤的细泥加坚固剂做成坯块，风干后雕琢为砚形，烧制而成。澄泥砚具有相当的耐磨性，且具有不易渗水的特性。其产地主要在北方。南唐张泊《贾氏谭录》云：“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这是澄泥砚制作法的最早说明。传统的说法是唐代已有澄泥砚，考查考古资料，1983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有唐早期的龟形澄泥残砚。馆藏唐龟形澄泥砚砚底有“开方”两字，“开方”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开方村，是虢州澄泥产地。综合文献与实物两方面因素，既然五代已有关于澄泥砚的制作方法，唐代已有澄泥砚的个例，澄泥砚唐代已经产生，但并不普及。

在砚形上，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流行圆形多足砚与箕形砚。前期以圆形多足砚为多，中唐以后箕形砚开始占主导地位。圆形多足砚大多为陶瓷制品，在南北朝多足圆砚的基础上，足数进一步增加，并且发展出圈足砚。隋唐流行的周沿水槽凹陷的辟雍砚也是多足砚的演变，是圆形多足砚的主流。唐中期以后随着箕形砚的兴起，圆砚随之衰落。到了五代，在出土砚中迄今未发现圆砚。箕形砚大多为陶质和石质，其形如簸箕，出现于唐代。

除了圆形多足砚与箕形砚外，该时期还有少量方形砚、龟形砚和山形砚出土。

唐箕形虢石砚

上海博物馆藏

宋代以抄手砚为主流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推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文人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文人雅士的审美意趣和价值取向渗透进艺术活动的方方面面。这种文人气质在工艺美术上表现为含蓄、内敛、自然、淡泊、清新和儒雅的艺术特征。体现在砚（石砚）上是赞赏自然的石品、石性和简洁、质朴的造型取胜，少有繁缛的装饰，具有端庄、雅致、素净的艺术风格。

由于重视砚的自然属性，材质出众且色泽、纹理上佳的名砚引来文人雅士的追逐。宋代文献中，对名砚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所谓“端、歙、澄泥、洮河”四大名砚。同时，考古出土的名砚也比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增多。

在唐代初展风姿的端砚到了宋代更受推崇。南宋《端溪砚谱》是端砚的专著，南宋高似孙（？－1231）《砚笺》四卷第一卷专论端砚，分论端石砚坑、石眼、石病等。考古数据，宋辽金出土的端砚数量有近20方。除了抄手形，还有圆形、葫芦形、琴形、箕形等，大多无装饰纹样。出土地点有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川等南方地区，说明端砚在南方已十分普及。

歙砚在宋代进入了繁荣时期曾由官方组织多次开采，开挖的砚坑与收获的石品数量众多。歙砚兴旺的程度在文献上得到充足的反映。北宋唐积《歙州砚谱》、南宋《辨歙石说》、宋《歙砚说》等专著，对歙砚的缘起、砚坑、石性、石品和砚形的记载详尽，是了解其历史和宋代歙砚基本情况的珍贵史料。考古出土的歙砚有近10方，主要是抄手形，亦见有圆形、椭圆形等，大多无饰纹。出土地点大多在安徽以及邻近的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地。

澄泥砚到宋辽金时期已十分兴盛，产地扩大，在北方的绛州、虢州、泽州（今山西晋城）、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山东的柘沟镇以及淮河流域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等地都有生产。已经出土的澄泥砚有十几方，出土地点集中在北方。许多澄泥砚上还留有制造者的名款。

宋代的另一名砚是产于甘肃的洮河砚，洮石产于甘肃洮河沿岸，故名洮河砚。洮河砚开采于宋代，其绿如蓝，润如玉，颇受宋代文人的青睐。只是因地处偏远，开采困难，运输不便，这一时期的出土砚中没有洮河砚。

在砚形上，唐五代流行的箕形砚在宋代已逐渐稀有，而北方的辽金则更多继承了箕形砚的传统，并发展出从砚首至两侧边有凹弧形装饰带的箕形砚和带有各种台座的箕形砚，富有辽金的时代特色。宋代以抄手砚为主流，是由唐代箕形砚演变而来，宋代的抄手砚砚首略窄，砚尾略宽，三侧壁呈收敛之势，具上大下小之感，砚的截面为梯形。

北宋张思净造抄手澄泥砚

上海博物馆藏

题铭石砚在元明有较多出现

中国砚史发展至宋辽金，虽然某些砚上出现了装饰纹样和刻铭，但整体来说，元明以前的砚还是以实用为主。元明时期，砚发生了许多变化，逐渐脱离实用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与适用兼有的工艺美术品。由此，砚形变化多样，已不复固定的样式。

元明砚的材质有石、陶、瓷、铁等，石砚在明代更为多见，石材成了砚最主要的原料，结束了长久以来，石、陶（瓦）砚并举的局面。在石材中，由于明代停产歙石，洮河石产量少而开采困难，端石成为石砚中的首选。端石的质地、石品受到更大的注重。可以说，端砚成为砚中翘楚始于明代。

属于陶砚范畴的澄泥砚继续烧制，但烧制工艺在明代有很大改进，已有绿豆沙、鳝鱼黄、朱砂等澄泥佳品。瓷砚的制作在明代也盛行一时，多数是景德镇民窑烧制，以青花为主，砚形大体为圆形或长方形，纹饰以龙凤或缠枝花卉居多。

玉砚在明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造型雄浑、浑厚，素面或饰纹较少，用来琢制玉砚的玉质并非上等，以青玉、青白玉为主，含有较多杂质、透明度不高。

元明砚的造型有承袭早期的箕形、抄手形、长方形、圆形等，也有各种富有个性的样式。风格浑厚古朴，明快简洁，端庄大气。其砚形多样化的倾向，昭示清代各款砚形百花齐放局面的到来。

题铭石砚在元明有较多出现。大多镌刻于砚底或砚侧，铭刻较之前代有增长的趋势，铭文内容也有增加。

元明石砚的纹样题材已十分广泛。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走兽等多有表现，其中尤以云龙、龙凤、双凤、松鹤、竹节、荷叶、仙桃、灵芝、秋叶等纹样居多。

明陈洪绶铭抄手端砚

上海博物馆藏

清代：砚的全盛时期

中国的砚史发展到清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如同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砚的取材上更为丰富，端砚的开采量加大，并且，不断有新的砚坑被发现，端砚砚坑的数量由清初的11个增加至70余个。清初高兆《端溪砚石考》云：“峡（羚羊峡）石矿凡十一。”清初钱以垲《岭海见闻》曰：“端溪产砚坑，凡十有一。”到了道光年间，《宝砚堂砚辨》的作者何传瑶说：“夫端溪之老坑止一，而杂坑不下七十种，即质色甚类老坑者，亦不下十数种。”这些新发现的砚坑，包括了端石三大坑之一的麻子坑。

歙石则结束了在明朝没有大规模开采的历史，乾隆年间曾数次正式开采，其中有一次被清代著名学者、歙县人程瑶田记载：“乾隆丁酉（1777）夏五月，余从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其石之不中绳矩者，砚工自琢之，以售于人。”由此可知，歙石在此时主要为进贡的方物，亦有石质稍逊者，流入民间。

松花江流域的松花石，由于开采于清皇室的发祥地而倍受推崇，在康熙年间成为御用砚。是清代新增的一种砚材。

以砖瓦为材质琢制的砖瓦砚，在金石考据学盛行的清代，深受文人的青睐，其流行程度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升。

清代中晚期扬州所制的漆砂砚，是一种轻巧耐用的新品种，漆砂砚盛行于清中期，以卢栋之作最负盛名。

除了上述砚材的变化，瓷砚、玉砚、水晶砚、玛瑙砚、翡翠砚以及各类地方性砚石在清代亦是各行其道。

在砚的造型上，已经完全突破箕形、抄手形、长方形、圆形的樊篱。各种仿植物、仿生物、仿古、几何形以及按照原石样式琢制的随形等造型，在清砚中各占一席。

清砚的纹样题材更加广博，龙凤、祥瑞、花卉、瓜果、飞禽、走兽、人物、典故、山水以及各种吉祥图案和仿古纹饰。

文人题铭砚在清代发展到极致，题铭内容涉及砚的制作者或拥有者、砚的来源、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的描写和赞颂以及表达文人的认知、感悟、志向等思想情感诸方面。题铭的书体以行、隶、篆、楷、草为主，旁及金文、石鼓文等，此时，文人雅士参与制砚、刻铭已成为一种风尚。

整体而言，清砚是中国砚史的巅峰之作，砚材取用、造型、纹饰，雕琢工艺、题铭砚等诸方面，多超越了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峰。但是，清砚与清代工艺美术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砚的功能在于研墨，砚面通常要保留砚堂与墨池，留作饰纹的地方并不多，所以，砚上一般不作复杂的构图，大多是特写的画面与带状的纹样，与清代工艺美术中的繁缛纤细、华丽精细、富丽堂皇的艺术风格相比，清砚表现出独有的艺术作风。是所谓因石施艺，随形饰纹，显瑜隐瑕。清砚的艺术成就也是在这一创作特点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清代的著录砚

清砚中还有一类是所谓著录砚，是指在砚图类书籍中出现过的砚，这种砚在古籍（主要是明、清和民国时期古籍）中留下了拓图或绘图，以砚与古籍中的砚图相比，如果是同一方（即所谓在谱），那么，此砚就是著录砚，由于著录砚身世明晰，流传有序，真假易辩，又有名人的题铭，故成为集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名砚。由于存世的著录砚数量稀少，各大收藏机构与收藏家无不以拥有著录砚而自豪。

而在著录砚中尤以清代高凤翰的《砚史》、纪昀的《阅微草堂砚谱》与清宫编撰的《西清砚谱》著录过的最为闻名。

一、高凤翰《砚史》与上海博物馆藏高凤翰田田砚

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以书画篆刻闻名，富收藏，精鉴别。尤为嗜砚，藏砚千余方，择其佳者，题铭撰记，手书后大多自行琢刻，复以淡墨拓出砚图，旁书诗文题跋，钤以印鉴，编成四册。砚上题铭与旁书题跋，涉及砚的出处、流传、材质、色泽等，更多内容是抒发作者的认知、感悟、志向等思想情感。

高凤翰自编的《砚史》四册并未刊印，到了道光年间，江苏宿迁人王相（1789-1853）出重金从高氏后裔处购得《砚史》原稿，王相喜爱有加，欲“摹勒上石，拓千百本公诸斯世”，请清初四王之一王原祁的后裔王应绶（1788-1841）根据原稿刻石，王应绶精金石篆刻，接受任务后，谢绝书、画、篆刻诸事，一心刻石，遭受丧母、失子、患病之痛仍然摹刻《砚史》不已，不幸，天夺其年，留下刻石51方。王相复请书画篆刻大家吴熙载以枣木版续刻，终成。

摹本《砚史》存砚图120幅，共收砚165方。摹本除了高凤翰的原题外，有包世臣、吴熙载、王相等人的序跋题识多篇。

高凤翰的《砚史》原稿在上世纪40年代散失，王应绶摹刻石板51方现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吴熙载的枣木版也难觅踪影，摹本《砚史》也是难得一见，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199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据王应绶刻石拓本影印出版和日本二玄社影印的。

上海博物馆藏田田端砚即著录于高凤翰《砚史》。

高凤翰铭田田端砚。长13厘米、宽11厘米、高2厘米。随形，砚身雕绿黄色莲叶三片，筋脉分明，翻卷自如，而以砚堂为莲池，砚右侧刻“田田”二字，下有隶书铭“南村画砚”，背面隶书铭“翡翠屑金，香露泛碧，中通外直，为我守黑，渐之摩之，君子之德。”“髯高”篆文印，左侧刻“丁未”年款，为雍正五年（1727）。附红木砚盒。

田田砚著录于高凤翰《砚史》摹本第九，旁有题：“此研为紫端石，而上多绿脉文理，则天成田田叶也。余因其似，倩能手成之，即名田田研而为之铭，如此。”落款：“南村识”，下有“事到可传皆是癖”篆书印。田田砚成于雍正五年（1727），为传世最早的高凤翰铭砚。砚只以“绿脉文理”，“天成田田叶”，追求自然天作，有超凡脱俗的意趣。

与《砚史》中的高凤翰铭砚的拓图对比，在谱的《砚史》著录砚现只存6方，除田田端砚外，另有虫蛀端砚、雕龙绣虎五云池澄泥砚、云月端砚、紫玉蟾蜍端砚、铭石砚（有“南阜左手”款）分别刊录于日本二玄社出版的《古名砚》、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等机构。

清雍正丁未年（1727）

高凤翰铭田田端砚（上）及拓片（下）

上海博物馆藏

二、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与馆藏纪昀螭纹砚

纪晓岚晚年集砚成癖，每见罕奇，必欲刻意求之，曾以“九十九砚”名其斋。后将藏砚集拓为集，名曰：《阅微草堂砚谱》。1916年，李响泉（书画、金石鉴定家、故宫博物院顾问）倡导，将纪氏裔孙纪堪谨所藏《阅微草堂砚谱》孤本交北洋印刷局石印刊行，共有砚126方，砚上有纪晓岚的题铭，但没有辅助说明文字。1999年广陵书社影印出版。

书中之砚除少数为清以前的古砚外，大多是清本朝的砚品，来源则有帝王赏赐，友人馈赠等，如《砚谱》起首两方砚便是嘉庆帝所赐，下文介绍的螭纹端砚是和庵所赠。刘墉也曾送砚于纪晓岚。《砚谱》涉及砚材有端石、歙石、澄泥、松花石、淄石等，纪氏所作砚铭则言及砚材、砚品、砚性、砚事以及抒发艺术之情趣、人生之感悟等。由于纪氏不擅书法，砚上之铭往往请好友刘墉、弟子伊秉绶代书。

上海博物馆藏螭纹端砚即著录于《阅微草堂砚谱》。

纪昀铭螭纹端砚。长15.4厘米、宽10.7厘米、高1.9厘米。椭圆形，色呈紫红，为老坑石，有鱼脑冻、金线、火捺等石品。砚面平坦，开椭圆形墨池与砚形呼应，墨池周缘起边，围绕着墨池浮雕有双螭纹。双螭相向，张口大鼻，螭身已趋图案化，尾相交。砚背平，有行书铭：“和庵至广东巡抚还京，以此砚赠余曰：‘端溪旧石稀若晨星，新石之佳者则以此为上品矣。’竹虚亦言：‘歙石久尽，新砚公采于婺源，’然则端紫罗文同归于尽，又何必纷纷相轧乎！嘉庆甲子（1804）四月晓岚记，时年八十有一。”附红木砚盒。

螭纹端砚铭于嘉庆九年（1804），离开纪晓岚去世只有一年。

此砚是和庵所赠，查有关纪晓岚的史料，并无字号为“和庵”者与其往来，而据纪昀之铭，和庵是自广东巡抚任上还京，查嘉庆甲子年（九年）任广东巡抚者为孙玉庭。

砚铭使我们了解到，在嘉庆时期端歙的旧坑、旧石已经开采殆尽，已经是寻找新的端歙石，只是没有言及具体哪些坑洞的旧石竭尽。

《阅微草堂砚谱》著录的砚有126方，已经发表的，与《砚谱》拓图对比，在谱的存世《阅微草堂砚谱》著录砚为5方。另据著名古砚研究专家蔡鸿茹先生言，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阅微草堂砚谱》著录砚约七八方（其中三方发表，为那彦成铭端砚、方池华月端砚和葫芦形端砚），这些砚来自于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的堂弟，天津大收藏家徐世章的捐赠。

清嘉庆甲子年（1804）

纪昀铭螭纹端砚（上）及拓片（下）

上海博物馆藏

——来源 | 文学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