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实证澄清中国印刷史上的误解与误读

文/艾俊川

《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是印刷史的故乡。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情况，起首即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二十多个字的论述虽然简短，却包含了沈括对雕版印刷起源、应用和流行历史的观察与判断。加上对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的详细说明，《梦溪笔谈》里的这段记载，可谓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滥觞。像沈括这样对印刷史抱有兴趣的著作者，后世代有其人，他们会随笔记录与印刷相关的所见所闻，但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撰成《书林清话》，孙毓修撰成《中国雕版源流考》，始大量辑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时中国传统印刷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蔚为大观，出现了一批代表性著作。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雕版印刷发明之后、西方技术传入之前，包括印刷技术、印刷行为和印刷文化在内的中国印刷出版历程被充分揭示，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的事实也广为人知。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史料发掘、方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但毋庸讳言，与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较显豁的是，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质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相对隐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论”存在疑点，令人难以遽信。如一些重要概念未得到科学界定，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印刷品未经严谨鉴定，此前结论难避望文生义之嫌，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准确认知。

这些问题，客观上是研究材料不足造成的，但在对待已有材料时，未能坚持以实物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过于依赖文字材料；在利用文字材料时，又未能对古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正含义进行考实，以至于落入语言陷阱，误导了研究结果，也是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献则包括对技术、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技术，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从技术资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技术、工艺说明存世无多；从文献资料看，多数时候未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推断。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古今语言虽有延续，语义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实、含义模糊，令人不能准确理解，容易形成误读和误解。这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的含义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导致误读；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习惯语言来形容新生事物，用词不准确导致误解；三是语出多歧，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记载，令人难以抉择。

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纷纭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领域，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的工艺，而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因对古汉语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观点分歧，存在很多误读和误解。

误读非仅发生在当代。关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种说法，其根据都是古书中某个看似描述“印刷”的词语。如清人郑机以《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刊章捕俭”一语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明人陆深、胡应麟等以隋大业十三年（617）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这些立论根据，经过学界反复辨析，均确定为误读。

误解也不局限于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根据唐初僧人法藏《华严五教章》里的“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以及《华严探玄记》里的“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的说法，认为像这样带有“印法”“印文”和“印纸”等词语的譬喻都是在指雕版印刷，于是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初唐。他的观点受到东西方很多学者赞同，几乎成为定论。而实际上，这更可能是法藏作为华严宗三祖，在解经时袭用了《华严经》中的印章典故。

与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有关的研究领域，同样充斥着由古人含混记载带来的事实不清和观点冲突。如明代弘治、正德间，我国已使用金属活字排印书籍，但活字的材质在当时就有“铜”“锡”以及“铜铅”等数种记载；清内府使用铜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对活字的制作方法，清人也有雕刻和铸造两种说法。语出多歧造成认知真相的困难。

也有文献记载看似“明确”，而与实际情况相悖。如清人林春祺制作铜活字印书，屡称“镌刊”“刻有楷书铜字”等，从文字上看，其铜字系雕刻而成拥有“铁证”，实际上他的活字每个字的字形高度一致，是用模具翻铸的。“镌”“刻”云云，只是林春祺沿用的当时出版印刷业的习语，并非对技术的实际说明。

再如中国印刷史上有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概念“铜版”，分析起来至少有五重含义：一是整体铸造的铜质印版，如钞版；二是出版业的一个广告词，表示其出版的书是没有错误的“定本”，义同“监本”；三是铜活字版；四是其他金属活字版；五是包括木活字版在内的活字版泛称。此外，在明清大众语言中，“铜版”还表示“确定”“不可更改”之义。过去的研究未对“铜版”词义进行仔细分析，只是笼统地认为它们是用铜材制成的印版，并将“铜版”记载作为鉴定铜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造成很多错误。

上列都是有“白纸黑字”的记载却难以作为凭据的事例。可以说，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争论，很多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足见语言陷阱真实存在，而要跨越这个陷阱，必须以实证为桥梁。

印刷术是一种实用技术，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最好的实证资料是各种实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术文献。前面说过，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传统中，较早已出现了通过观察版面文字图像来判断版本类型、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称“观风望气”之法。前贤观望的“风气”，主要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印刷技术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据此可以做到如下区分：

区分技术。雕版和活字版、套印版各自拥有自己的制版刷印工艺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通过墨痕印在纸上。人们分析痕迹，可以知道印刷时使用了何种技术。

区分年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书法字体、版面设计，具有不同的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古书字体和版式，来判断其书版制作于何时、何地。

区分版次。由于手写的版样和印成文字的版样，在雕刻后文字形态会有细微差别，人们可以据此判断其版为原刻还是翻刻。

传统版本学对版面特征的观察、分析、判断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由于中国的印版大多数为木质雕版，现存古籍大部分为刻本，这种“观风望气”的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雕版印本，对技术更为复杂多样的活字版印本则应用不足，将活字版印本的版面墨痕与制版工艺相互对应的工作未能全面展开，影响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如金属活字和泥质活字是活字印刷的两个重要分支，但在印刷史研究中，它们一直是聚讼纷纭的所在。在金属活字印刷方面，从金属活字本的认定，到活字的材质、制作方法、排印工艺等，都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在泥质活字印刷方面也是这样。具体来说，如明代是否存在铜活字印刷，明代早期金属活字材质是铜还是锡，明清金属活字制作是刻还是铸，清代“吹藜阁同版”和“仿宋胶泥版印法”二语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泰山磁版是怎样制成的等问题，都是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问题，此前的研究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究其原因，就是研究的对象未放在书籍实物上，或者对实物的印刷工艺特征把握得不够准确，以至于不能将印刷品这一大类实物证据运用到研究中去。这或可称为研究视野的盲区，它的存在，导致老问题未能解决而新问题又不时出现，也是印刷史研究方法需要完善的突出表现。

实际上，由于活字版技术复杂，其版面显示出比雕版更丰富的工艺特征，准确观察、分析版面印痕，可以为解决印刷史研究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提供符合技术逻辑而能够复验的客观证据。

在材质方面，由于金属和泥土都是可塑材料，并且难以高质量雕刻，因此古人多使用模具来铸造金属活字、塑制泥质活字，基本方法是用一个模子翻铸、翻塑出大量活字，同一版中同一个字的字形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书中文字字形一致的特征，来区分出这些同模制造的金属活字和泥质活字。

也有的金属活字，是以整套木活字为模具整体翻砂铸造的，即便同一个文字，也是使用多个模子铸字，因此在字形上并不一致，这与逐字雕刻的木活字特征相似。但金属活字在铸造时，会产生气孔、流铜等瑕疵，刷印时会在纸上留下相应墨痕，而木活字印本没有这种痕迹，这就可以区分木活字和整体翻铸的金属活字。

还有的金属活字，使用的是易于雕刻的铅、锡等软质金属材料，因此也可使用刀凿雕刻。因为金属与木头物性不同，在刻字时的雕刻方法不同，最后刻成活字的笔画形态也不同，根据各自的墨痕印迹，可以区别雕刻的金属活字和木活字。

印版是通过制版工艺渐次形成的，是立体的、分层次的，而印刷品是平面的，纸上印迹一次形成。但这个简单的平面图形也可以反映出印版复杂的形态和层次。

《中国印刷史新论》内页

雕版可以长久保存，不断修补，具有时间层次。雕版的每次挖改、修补，都会留下不同于原版的痕迹。根据纸上的相应印痕，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印次，研究雕版的改动、流传、使用等情况。

活字版印后即拆版，在时间上难分前后，但它是由多种高低不等的零部件拼合而成的，拥有空间层面。观察、分析活字版印本墨痕，至少可以得到版的三个层面的信息：一是版面，即版的最外层平面，也是印刷所用的面，可供研究字体、版式、材质、制字方法等活字版的主要问题；二是字底，即活字剔除笔画外余料后形成的底面，其印痕可供研究活字的截面形状和规格；三是版底，即活字组成版后，没有字的空白处显露出的版内部最低处的面，通过其印痕，可以研究是否使用了字丁、顶木等部件，还原排版、固版工艺。后两个层面，并不必然被观察到，只有在刷印出现瑕疵、纸张不慎沾染到版面以下的墨汁时才会出现。

总之，研究中国印刷史，在古代印刷工具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印刷品实物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入手。一是应认真观察印刷品版面，记录各种墨痕印迹，分析形成这些痕迹的技术原因，确定不同印刷技术的版面特征，反推印刷工具和工艺。二是要用版面特征与文献记载对照，检验记载的准确性，若二者不能契合，应首先采用版面证据说明问题。三是对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可以对照的文献记载，要进行语言考辨，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

王国维倡导的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早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学者提倡“三重证据法”，即从文献记载、目力观察和科学检测三方面入手寻找证据。印刷史研究的实物对象，本质上也是古器物，自应采用上述“三重证据法”。印刷又是与社会、文化和商业结合得十分紧密的技术，古人记录印刷事物更偏重于使用日常词语而非专业术语，因而必须辨明考实其准确含义。如此看来，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献引述、版面鉴定、科学检测以外，还应加上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这样，由多种方法得到的多重证据，可以架起实证之桥，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本书汇集的三十余篇文章，就是笔者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追寻真相的结果，内容涵盖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版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印纸”与印刷的关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材质与制作、排版工艺，一些特殊材质印版如“磁版”“泥活字版”“蜡版”“锡版”的鉴定与辨讹，中西印刷技术的竞争与交替，近代出版制度的探索与建立，等等。这些问题，有的以往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有的已形成“定论”，还有的一直未被发现或关注，本书对它们都做做了基于实证的新研究，得出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结论，这也是本书取名为《中国印刷史新论》的原因。当然，书中对各项问题的探讨和结论能否成立，“新论”是否名副其实，尚须读者诸君批评与检验。

（本文为《中国印刷史新论》前言）

——转载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