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 | 瓯越遗珠——瑞安玉海楼旧藏文物展
文/玉海楼
玉海楼坐落于浙江省瑞安市道院前街5号，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所建，作为藏书之所。孙氏父子敬慕南宋学者王应麟，故取其巨著《玉海》作为楼名，以示藏书“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当年藏书达八、九万卷，为孙氏父子数十年搜求所得，以多名家批校本、乡邦文献和珍善本闻名于世。1996年，玉海楼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展览时间·
2023年9月29日-11月5日
·展览地点·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精品馆
前言
瑞安，为东瓯古邑，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南宋的“永嘉学派”即传承于此，其后历代名家辈出，不绝的文脉在飞云江畔绵延至今。
玉海楼是瑞安的文化地标。它的营建者——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整理刊刻乡邦文献，复兴“永嘉学派”，涵养了温州的文化根脉。孙衣言在《玉海楼藏书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者，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体现了他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无私的胸襟气格。孙诒让是成就卓著的一代硕学，也是晚清温州维新浪潮的引领者，他晚年致力于兴办地方教育和实业，推动了浙南，特别是温州地区的近代化进程，这正是对“永嘉学派”事功精神最好的诠释与实践。
本次展览分为“孙氏父子自用印章”“旧藏古物、拓本”“玉海文献”“师友题赠”四个单元，共展出文物42件（组）。我们举办本次展览，不仅是对玉海楼旧藏文物的再次整理和汇聚，进而使观众“透物见人”，也是向玉海楼第三代主人孙延钊先生无私捐赠的致敬和纪念，更是传承和赓续浙江文脉自觉的时代担当。
玉海楼建筑群鸟瞰
（瑞安市文物部门供图）
玉海楼的营建者
孙衣言
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别署逊学老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庆知府、署理庐凤颖兵备道、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光绪五年（1879）以太仆寺卿致仕回乡。曾主讲瑞安玉尺书院、杭州紫阳书院。孙衣言一生着意搜辑乡邦文献、复兴“永嘉学派”，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筑“玉海楼”，著有《逊学斋诗文钞》，有“晚清特立之儒”之称。
孙诒让
孙诒让（1848—1908），少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颂，又作仲容、中容，号籀庼(qǐng)，孙衣言次子。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生平专力治学，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及温州地方文献整理等方面均有卓越成就，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等。有“晚清经学殿后”“朴学大师”之誉称。
孙诒让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接受世界先进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支持维新变法，同情革命党人。他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教育、育人才，探索救国图强之路。
师友题赠
曾国藩赠孙衣言行书七言联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是对晚清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道光三十年（1850），孙衣言中进士，曾国藩当时为会试复试阅卷大臣之一。此后，孙衣言多受曾氏赏识与拔擢。曾、孙二人在学术主张、文艺取向上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可谓志趣相近。
潘祖荫赠孙诒让行书七言联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江苏苏州人。咸丰二年（1852）中试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累迁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出身簪缨世家，平生好古文字之学，喜收藏善本、碑版及青铜器，所藏甚富，大克鼎和大盂鼎曾为其收藏。玉海楼建成次年，潘祖荫为之题额。孙诒让每次入京，常受邀前往潘府辨正金石、考释铭文，也多次参与潘氏书斋的金石雅集。
张之洞行书七言联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1867年7月，张之洞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孙诒让是年中举。从传统意义上，二人结为师生之谊。孙诒让认同张之洞“中国自强之道，莫先于兴学”的主张和实践。孙诒让参与创办的“学计馆”，即由张之洞题写匾额。孙诒让晚年在温州举办实业和教育的实践，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修筑铁路、创办近代工业、兴办教育的作为可谓一脉相承。
王懿荣篆书“百晋精庐”横幅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山东福山人，三任国子监祭酒，也是晚清著名收藏家。
孙诒让自光绪五年（1879）开始搜访温州古砖，研究砖文。至光绪八年（1882），收藏两晋、南朝古砖已逾百种，先后撰成《瑞安古甓记》《温州古甓记》，并将这些古砖陈列于原孙衣言会客、休憩之所——“埜（yě）航斋”，别署“百晋陶斋”，自称所居为“百晋精庐”。
巧合的是，王懿荣后来成为最早发现和断定甲骨文价值并加以搜购的学者之一，而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
古埃及石刻造像拓本轴
（端方赠孙诒让）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生平富收藏，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等。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受立宪运动影响，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在返国途径埃及开罗时，端方曾购得一批古埃及造像石刻。回国后，椎拓题跋，分送友人。此即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赠孙诒让的拓本。
孙氏父子自用印章
旧藏古物、拓本
西周早期 麦方鼎
通高16.4、口长17.8、口宽14.5厘米。
该鼎呈圆角方形，直口浅腹，附耳，底近平，下有四条兽腿形足。通体光素。内壁铸铭文13行29 字，其中重文、合文各一，“麦”为人名。铭文大意为：麦因辅佐邢侯，得到邢侯赏赐的赤铜，用之做鼎，供日后随邢侯征行时使用，并用以宴飨诸友。
麦方鼎铭文
“麦鼎”“麦尊”“麦彝”“麦盉”合称“麦四器”，属西周邢国青铜器，它们为研究邢国封建、邢国与宗周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据孙诒让《籀庼述林》记载，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在永嘉得到此鼎，后即收藏于玉海楼。
俞樾篆书“一盂庵”横幅
光绪二年（1876）年初，29岁的孙诒让随父自安徽赴京朝觐，途径河南项城，得周代青铜器娄君盂，后命名居所为“一盂庵”。
娄君盂 故宫博物院藏
（非本次展览展品）
娄君盂的铭文及拓本
娄君盂通高12.8厘米，宽33.2厘米，重2.28千克，口沿已残。此盂敛颈，折肩，腹圜收，平底，肩上有二兽耳。颈、腹部以两周绹纹作界栏饰于主纹上下。主纹为蟠虺纹和棘刺纹，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器内底有铭文6行26字，大意是：在正月的第一个吉日，娄国国君自做盛食之盂，用来祈求长寿无疆，子孙后代宝用此器。
玉海文献
孙衣言与越南贡使笔谈卷
这是一份反映晚清中国与越南外交的珍贵文献。
明清时期，李氏朝鲜、越南、琉球均有向中国派遣贡使，国王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传统。清光绪二年（1876），越南贡使团自广西入境赴北京朝觐。次年二月，贡使团途径湖北。孙衣言时任湖北布政使，在汉阳接待了使者裴文禩、林宏、黎吉三人。双方虽语言不通，但越南士大夫多有良好的汉文化素养，故双方以书面方式交流，称之为“笔谈”或“手谈”。
笔谈内容涉及当时越南的科举制度、职官制度、诗文集刊刻等方面情况，孙衣言与越南正使裴文禩还就诗歌创作进行交流，也询问了三位使者的家庭情况。原为17页纸，后合装成卷。
章炳麟撰《孙衣言年谱》序手稿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章炳麟的业师俞樾与孙衣言为道光三十年（1850）同科进士，后又同任职翰林院。章炳麟与孙诒让自中日甲午战后开始通信，二人均治经学、诸子学、文字学，在学术上多所探讨，互寄著作，虽一生未曾会面，但章炳麟对孙诒让的学术成就甚为钦服。这件手稿为章炳麟应孙延钊所请，为《孙诒让年谱》作序后，继为《孙衣言年谱》序，叙述了孙衣言搜集刊刻乡邦文献，复兴“永嘉学派”学说的事迹。
孙诒让《温州办学记》手稿卷
这件手稿主要叙说了中日甲午战后至清末新政这段时期，温州府城及各县举办新式中、小学堂，改革教育的历史。孙诒让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位造福桑梓的教育家。中日甲午战后，他目睹国势日衰、民智晦盲，积极投身教育，兴办学堂，培育人才，力图“振世救敝”。1896年至1908年，温、处两地在他倡导筹划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逾三百所。
捐赠历史档案
孙延钊
孙延钊（1893—1983），字孟晋，号勖庵。孙诒让次子，幼承家学，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佥事、盐务署科长、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总纂。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编纂组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1953年4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接收捐赠文物致孙延钊先生的信件草稿
1953年，孙延钊将玉海楼藏书和文物捐献国家。藏书包括孙诒让大部分遗著的稿本及其诸多名家批校本，由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接收，现珍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据1964年原杭州大学图书馆编印的《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附编之一：玉海楼专目》，共收录362种2576册。在浙江大学入选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75部古籍中，玉海楼旧藏共计50种，占总数近三分之一。
玉海楼收藏的历代文物则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后移交浙江省博物馆，由本馆保存至今。
——来源 | 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