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民国著名期刊《青年界》（全24册）影印出版
文/沪声
《青年界》杂志由北新书局创办，因其鲜明的五四文化色彩和对青年问题的关注，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20世纪3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刊物。该刊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北新书局出版史、五四新文化启蒙、青年社会思潮等方面，乃至当今青年发展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该刊尚未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近期，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原刊底本，将《青年界》完整影印出版，并编制总目录和索引，以便读者翻检使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先生作序推荐。下文介绍了该刊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反映出的20世纪30年代普遍的青年问题。
1931年3月，北新书局在上海刊发了一份面向青年读者的综合性期刊《青年界》，为月刊，每卷出版5号。1937年6月刊至第12卷第1号因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休刊。1946年1月复刊，出版新1卷第1号，1949年1月出至新6卷第5号终刊，共出版86号（期）。该刊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下帷幕后，在1930年代继续传承《新青年》启蒙文化的青年杂志，也是北新书局所办刊物中时间最长久、规模最大的新文学期刊。
《青年界》封面
《青年界》（全24册）
（民国期刊集成）
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青年界》与五四新文化
北新书局与《青年界》的主办人、编辑者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近代出版史上，北新书局是以出版新文学书籍和期刊而闻名的，1924年在北京成立，店址初设于翠花胡同李小峰的住所，主要经售新潮社的出版物。书局名称“北新”，即有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含义。北新书局在出版特色、著作人群体、同人圈子、书籍出版、刊物发行等方面都明显带有五四的传统和遗风，编辑出版了鲁迅、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文学名家的大量作品，其陆续出版的《语丝》《北新》《奔流》《现代文学》等杂志均带有鲜明的五四文化色彩。
北新书局出版的图书
北新书局创办人李小峰（1887—1971），早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就与孙伏园等人加入了新潮社并成为该社团的重要成员，受到《新青年》《新潮》办刊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产生创办新文学书店和出版机构的想法。他注重情谊的品质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初衷得到了鲁迅的赞赏，在鲁迅的培植和关怀下北新书局逐步发展起来，鲁迅对北新书局非常地信任，他不但把自己的大部分著译书籍交其出版，还介绍其他作者到北新出书，并时常到书店询问李小峰经营方面的工作；《青年界》的总编辑赵景深（1902—1985），是在五四新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在1930年代进入北新书局之前，就以创作、翻译和理论批评在文坛显露头角，创作有小说集《栀子花球》、诗集《荷花》，翻译作品有《悒郁》《罗亭》《柳下》《芦管》等，他还是将安徒生童话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青年界》的编辑先后还有李小峰、石民、袁嘉华、姜亮夫、杨晋豪、厉厂樵，但赵景深主持该刊编务的时间是最长的，也是北新书局通过期刊运营传播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具体执行者。
北新书局发行的新文学期刊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报刊检查的罗网日趋严密，1930年12月由赵景深编辑的《现代文学》因连载谢六逸翻译日本作家片冈铁兵的左翼文艺论著《新兴小说理论》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李小峰、赵景深遂将该刊与《北新》半月刊合并创办为《青年界》，《青年界》从刊名到办刊宗旨都与五四时期的旗帜刊物《新青年》颇为相近，在创刊号卷末的编辑者言写到：“只想给一般青年提供一些精神的食料而已。然而这句人云亦云的话也就够理想了。正如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的食料一般，精神的食料也就有几多种。而‘杂 ’，本是杂志的特征。青年们所需要的食料固不限于一种也。”
李小峰先生与妻子合照
赵景深先生
作为一份青年读物，《青年界》的内容整体偏重于文学，但也涉及美术、音乐、摄影、电影等艺术内容，此外还重视国际时事、自然科学、科技发明、英文辅导等方面，以启迪青年思想、提高其文化素养为办刊出发点；作为一份新文学期刊，《青年界》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包括文学批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小品、随笔、童话、文学翻译等。
凭借北新书局与五四启蒙的渊源和人脉，该刊聚集起一个庞大的撰稿人群体。主要撰稿人包括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章衣萍、苏雪林、废名、田汉、老舍、朱湘、黎锦明、许钦文、穆时英、杨骚、艾芜、蹇先艾、魏金枝、谢冰莹、白薇、李辉英、黑婴、张天翼、草明、嵇联晋、钱歌川、陈清晨等。据学者统计仅1931年至1937年间，《青年界》撰稿人就有478人，其中既有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文坛名家，也包括嵇联晋、钱歌川、姜亮夫等众多知名学者，还有在校大学生、青年军人和职业编辑。《青年界》借助这些撰稿人的社会文化声望与新锐的思想，打造了一份兼具权威性与活力的刊物。
《青年界》记录了1930年代青年的普遍问题
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摆脱了传统封建礼教和家庭的束缚，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他们为了求学背井离乡，接受新式教育，但一毕业就被置于内外忧患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出走的娜拉们必须面临学业、求职、婚恋、家庭等各种现实的人生问题。通过阅读《青年界》可了解到当时的知识青年主要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毕业后不但求职困难，还要面对随时可能的失业
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虽然日渐发达，却不是很快的发达，发展也很不成熟，不能与知识分子增加的速度成正比例。相对于社会提供的职位，知识分子远远供过于求，时人多有“人浮于事”的感慨，知识青年从事较多的教师职业和自由撰稿人也经常朝不保夕，工薪和稿费常常被拖欠，物质生存时时发生危机。
《青年界》第9卷第1号出版的“我的职业生活特辑”发表了90余位作者介绍求职经历和职业感想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就业的艰难，作者李辉英谈到他在欠着房租，几近断粮的情况下，应征了17次，才谋得一个“白吃白住白做”的职业；梁乙真托亲友四处谋职，只要有职位便不顾远近奔驰而去，但变数之大已成常态，甚至在赴职途中的两月之内，职位就没了。他感慨求职困难：“这个年头，一个人想找到相符的职业，真像是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翟永坤形容自己就职的心理：“若是万一侥幸得到了一点小职业，那你更要勤勉从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然你的饭碗也会被打得粉碎。”在这样的就业形势下，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差的。
“我的职业生活特辑”，载《青年界》第9卷第1号
二、对自身职业的不认同，对工作后的生活感到乏味和麻木
在“我的职业生活特辑”中，大部分作者都是身兼教师和撰稿人。对于所从事的教师职业，他们多自嘲为“教书匠”“吃粉笔灰的”“唱戏的”，对于自由撰稿人则认为是“卖文的”“摇笔杆子的”“卖文讨饭”。作者之一的翟永坤形容自己的教书生活是“登台献计”，和耍猴的没什么区别，“自己也觉得没多大意思，每日在讲台咕咕噜噜，啰啰嗦嗦，也不知道是在讲什么”；钱歌川幽默地形容作家说：“终归是‘书生事业无多许，二寸毛锥老未修’，靠一只秃笔吃饭，即算是薄有虚名的人，虎也虎不到那儿去。”；成绍宗认为自己一年到头是昏天黑地在上海漂泊，春夏秋冬根本不知道是如何过去的；柯灵描述自己从开始在社会中谋生，对人世间的况味越来越不敏感，对季节的感受也越来越麻木，一年四季，是浑浑噩噩打发了过去的。即便是后来成名的作家们，如黎烈文、臧克家、施蛰存、穆木天、胡山源等人，在尚处于青年的他们都有高度一致的慨叹和失落的情绪。
三、物质上的贫穷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怀疑
据学者研究，1930—1936年上海工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是15元（男工在20元以上，女工基本在15元以下），而上海中学教师月薪50—140元之间，小学教师30—90元之间，可见知识分子的薪资待遇总体是在普通工人之上的。但由于30年代是知识群体“人浮于事”的时期，不但谋职不易，而且失业成为常态，普通小知识分子家庭又往往是男性工作，女性就业率反而不如工人家庭，一旦面临变故，一个知识青年的家庭很快就会陷入贫困的深渊。
《青年界》第1卷第5号发表了周乐山的小说《百事哀》，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在革命初期做过文字工作，但因为政变的缘故，他不仅丢了差事还被通缉。不得已将妻儿留在故乡，独自去都市谋生。为了谋生什么都愿意做，可是八角钱一千字的文章价格实在难以扶养家人。经济困顿到只好花心思研究怎样节约饭食，决定每顿吃两到三碗粥，外加一个小菜，这样一毛钱可以过一天。在绝望之际，主人公的心理是：“弄到实在没有办法时，想去做汽车夫，去做堂倌，去做黄包车夫，希望自己的女人去做女仆，希望把孩子送给别人，希望家里的人，各人都少吃一碗饭。”小说里一家人困在物质生存的巨大阴影里做垂死挣扎，几乎看不到主人公身上有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理想的追求。
周乐山小说《百事哀》载《青年界》第1卷第5号
《青年界》第7卷第1号刊登贺玉波的小说《一天》，文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写一位知识分子一天的经历。早上起来妻子便告诉“我”家里没米了，房租、伙食、电费、冬天的御寒衣物样样缺少。“我”必须外出寻求帮助，可是大冷的冬天就只有一件破烂的夹洋服，为了不被书店老板和编辑先生看不起，不得不想办法将当铺里的一件大衣取出来，可是前一天夜里才忍痛把害病的母亲的棉袄从身上剥下来，去当了八角小洋，眼前家里已经当无可当了。后来，终于寻觅到一张桌子拿去当了，才得以穿着大衣在外奔波了一天，然而一无所获，只能空着手回家……
这些纪实性的小说反映了知识青年群体遭受到经济压迫后，在生存与精神上经受着双重的打击，呈现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的无能而对家庭愧疚的屈辱和自卑心理。
四、金钱失意下恋爱的悲剧
青年时代的爱情总是充满了美好和浪漫的气息，然而在现代经济和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婚恋是与金钱息息相关的，离开了物质基础的爱情最终不过是一场虚假的美梦，其结局只能以失败告终。
《青年界》第3卷第5号刊载了何家槐的小说《送行》，主人公表哥爱恋着表妹，不远千里来表妹学校找她，但表妹一直以学业繁忙为由推脱表哥的约见。表哥想抓住表妹暑期回家的机会给表妹送行以增加与意中人相处的机会，可是，在车站当表妹提出来让表哥帮忙买一张票时，表哥却拿不出给表妹买票的钱，甚至当自己也想买一张票陪伴表妹回去，还要开口向表妹借钱。主人公对于金钱、贫穷是极其敏感的，这种敏感与自卑，让他一路感受着表妹的冷漠和拒绝，也逐渐绝望于这场恋爱的追寻。将表妹送到后，他还需要鼓足勇气再次开口，向表妹借回去的路费。两次借钱的经历摧毁了一个敏感青年的自信力，小说结尾处“他苦笑着说：‘I have no where to go……是的，no where……’，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在迷蒙中，淋着雨，提着那只破烂的箱子，他茫然的只是向前走，向前走。”
何家槐《送行》，载《青年界》第3卷第5号
五、面临在都市找不到归属，又回不去故乡的“异乡人”境地
五四前后，背井离乡的知识青年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然而时局的转变之快出乎意料，他们既不能在都市中获得物质生活保障，也无法融入其中在精神上找到归属感，成为当时青年普遍的现实。他们便将希望寄托于故乡，但新式教育和都市经历与传统乡村价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隔阂。面对回不去的故乡，青年们更多的是对故乡失落的眷恋。
《青年界》第5卷第3号刊登了鲁彦的抒情散文《寂寞》，该文将故乡化身为“她”的抒情性散文，“但是那矗立的松树和松软的黄土，那斜坡的小径和砂砾，和那坟墓上的小草，以及那流水、木桥、浮萍，都和我太熟识了，我几乎能够数出它们的每一根纤维。它们和我是那样的亲切，时刻印在我的脑子里”，这是作者在离开故土后对家乡一草一木的思念。
《青年界》第5卷第5号发表成绍宗的《故乡》，文中写到：“不知怎么的，总忘记不了故乡。虽然在这十里洋场的上海住了无数岁月，像是已经成了一个都会人，自己总时时感觉自己是流落在异地。风雨声听来是异样的，星月光看来是异样的。”
《青年界》探讨青年的出路，提供现实的参考
《青年界》直书青年群体的生活艰辛和精神苦闷，帮助读者接纳自我，走出困境。策划了一系列关注青年学习和生活成长的特辑，如“青年作文指导特辑”“暑期生活特辑”“中学生毕业后就职实况”“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学校生活之一叶”等，同时也积极探讨青年的出路问题，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给青年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青年界》刊发的关于青年学习生活的特辑
比如学业问题，该刊针对1930年代教育制度的弊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杨东莼、杨人楩兄弟二人分析现代教育的本质，激烈地批判了现代教育。此外，专门邀请撰稿人做外国学生与留学生的情况介绍，力图给青年一个真实有价值的参考，如余楠秋的《美国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谢六逸的《日本的学生新闻》、崔万秋的《留日学生生活之一斑》等。
又如青年普遍关心的就业问题，在“我的职业生活特辑”中，有近百位撰稿人对自己求职经历进行详细地讲述，既让读者面对求职和谋生的艰难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又给青年踏入社会工作提供现实的参考。比如陈友琴在谈到他第一份职位，就是因为他在校期间，多处投稿，得到了编辑先生的肯定，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份教职工作；黎锦明谈及找工作的体会：“找职业很难，尤其是我们由文科出身的，差不多是社会既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社会，结果是除开编书作文外，大约没有什么事可做。”在感慨了“学文”难的同时，他给青年提出了非常实在的建议：“一个青年，从大学出来，如果希望不至于长期失业的话，最好在学校时就应有学术团体的组织，和与内地的文化机关有联络与信任，再不然，自己多交友，多活动，多演讲，发表文字……”
对于青年普遍问题的关注，引起了当时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青年界》因此也备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它不仅是1930年代新文学刊物中的佼佼者，也是当时最成功的青年期刊，其销量最高时达到每期近三万册之多。
青年时代总是让人产生憧憬和希望，但步入社会的青年又必然要面对现实，各种困顿和挫折也许会不期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知识青年和一百年前的先辈们面临的境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了解五四新一代青年们的人生，也许能让当今“脱不下长衫”的青年获得些许慰藉，奋楫笃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来源 | 上海书店出版社